博客首页  |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首页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博客分类  >  文化历史
拈花时评-lianhuaxiaofo  >  文摘 Digests
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七)

17015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 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182】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183】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184】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185】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186】、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 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189】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190】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