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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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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他的长处。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果闭关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十、农村包产到户

第十个问题,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

首先,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原本“不许”,改为“不要”,这是根据我的意见写的。总的说对包产到户仍是不赞同的态度,只是口气稍微松动了一些。

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记得首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允许在贫穷地方搞包产到户,当时争论并不大。因为一是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156】曾经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我也在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组,还有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搞了包产到组、到户。所有这样搞的地方,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当时的严重灾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产到组、到户可以增产,可以缓解暂时的困难。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人们顾虑少了,敢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当时我曾设想全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但这个想法没有正式地在会上讲过。一是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生活水平比较高,集体家当比较大,或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二是中间状态;三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地方。我认为第三种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是迅速改变这些地方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最有效办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农村贫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安定农村、关系农民休养生息的一项大政策。当时还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对第二种地区,是否搞包产到户,我认为还可以看一看。至于第一种地区,我当时也不认为他们有包产到户的要求。

党内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由第三种地区向第二种地区扩展时趋于明显化的。反对的人认为这是方向问题。胡乔木就要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由淮北扩展到淮南,连鱼米之乡的芜湖也搞了包产到户。他明确表示反对态度。李先念有一次从江苏回来,借反映江苏省委的意见,反对安徽包产到户。王任重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曾任中央农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所谓洛阳来信,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组。陕西反对放宽农村政策,反对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们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批判文章。

当时华国锋【157】也不赞成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他认为农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时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晒场、运送,没有集体劳动流水作业不行。

陈云没有直接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有一次他派人问我,说南方收获季节往往遇上阴雨,如果不及时翻晒,谷子容易发霉,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了解一下以后告诉他,包产到户以后这样的事比以前更好办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在各省市主要领导人中,杨易辰【158】是一直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当不少省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包产到户的时候,他讲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意思是你们即使都搞了包产到户,我黑龙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与项南【160】分歧很大。还有陕西的马文瑞【161】,他不准关中地区搞包产到户。河北的金明【162】、李尔重【163】,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李尔重调河北省以前在陕西省工作时,当全国不少地方在放宽农村政策的时候,他却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升级”。

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小平的支持分不开。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话不多,但对我和耀邦、万里的意见一直是支持的。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1981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邓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邓还对我说过,他对徐帅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164】等贫困地区,亲自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当地干部、群众对此的热烈反映,给我留一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干部反映说,群众要求让他们再搞三年包产到户,我当即表示可以答应。虽然我当时没有改变过去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我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京以后,我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怀疑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在那些生产比较稳定,农民生活也过得去,且年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产到户,会不会连原来的水平也维持不了?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更难说了。这样的疑问是有的。但各地包产到户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渐考虑应该把包产到户的优点引用到贫困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富裕地区。

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分户承包的积极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它不致成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对这个问题我也曾有过一些设想。我曾非常重视个体专业承包的形式,这个问题最终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解决的。这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个体承包与双重经营【165】相结合的体制。

另外,农村个人专业户的兴起,也是个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欧考察的时候就看到,西欧许多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并不大,不少是很小的农场主。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参加某种合作组织去解决,效果同样很好。特别是在瑞士这样一些地方,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农业就要规模大的认识。因此我相信农村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走回头路——回到小农自然经济。我非常重视从农业和农业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农村专业户的形式,因为它既体现了分工分业,又具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一定的规模经营,不同于过去农村的家庭副业。早在四川工作时,我就提倡过、推广过经济作物、鱼塘、花卉、药材等作物,承包给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人。后来我又到全国很多地方访问过这种养鸡、养褚、养奶牛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缝纫等专业户。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时我就说过,农村的个体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萌芽。

把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66】改变为农户的联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一场大的变动,大的革命,前后不到三年就顺利完成了。我感到这是我国过去所有进行过的大运动、大变动中,最为顺利、最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数领导人、大多数干部持怀疑甚至不赞成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处理过一个人,也没有公开批评过一个领导干部。当然到了后期,即两年以后,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强行纠正群众搞包产到户,这受到了制止。

随着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其显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干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反对转为赞成。这也是这场大变动中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验。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央采取一条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统一下命令的方针,搞还是不搞,怎么搞,允许各地自己去选择,既允许走阳关道,也允许走独木桥。但各地领导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去压制,不要去纠正。同时,中央以很大的关注,对包产到户进行总结指导。采取这样的方针,事后证明好处很大,它并没有阻止这场变动的速度。由于给了各地领导和干部一个选择的时间,一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时间,使这场大变动建立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负作用。这证明有了一个选择的时间,有了一个认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优越性的时间,也就为各地提供了寻找把包产到户这种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时间。所以整个变动由贫困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富裕地区的发展过程,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新生事物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农村那场生产关系大变动的指导,是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的。

前面讲到我非常重视专业承包到户、到组这种形式。我的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上。这个纪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转发全国。这个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包产分别到组到人到户。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脱离了实际。因为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工商各业刚刚开展,分工分业还不明显。加上人们多年的习惯、观念,因此除了出现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专业户或少量种粮大户以外,农村耕地大部分还是按户按人平均承包的。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障碍,相反还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种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长期下去,那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的规模经营,必然要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形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五十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适合的形式是家庭农场主那样一种形式。适应这种需要,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租赁,并允许继承,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数据——土地——进入市场,并给予法律的保障。这恐怕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167】,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所以今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湾。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过去有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169】,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再谈一下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也是对外开放问题。1987年冬天,我经过对沿海地区一个时期的考察以后,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在考察中我觉得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情况,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发展得更快一些。因为国际市场的规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总是向着劳动资源多而费用低的地区转移。一些发达国家相应地进行产品调整,转向更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这样就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这几乎是一种趋势,而且也是一种规律。日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走的这条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龙的经济就是这样起飞的。

我们沿海地区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地方不但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也好,比那些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好。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们国际竞争、市场竞争的意识也比内地强,反应灵敏。而且这里基础设施也比较好,轻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大。过去四小龙走过的路,我们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走。这样做将大大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当时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区一亿到两亿人口推向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同时从国际市场取得原料和生产资料。因为我们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产出口商品而挤占国内的原料,这会引起国内紧张,东、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发生争夺原材料问题,使全国经济发生不稳定。

只要我们进一步开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于大进大出,不利于沿海地区向国际交流的清规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一些沿海地区也很拥护,非常积极,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也有不同意见,姚依林、李鹏他们有顾虑。因为那时全国还在继续解决经济过热,实行软着陆的问题。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会不会重新热起来?其实这个顾虑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经济过热,不是简单的速度快和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消费基金过于膨胀,因而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大。沿海按上述战略发展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们不需要大量投资;其次他们的产品会很快销售出去;第三是从国外进原料。四小龙的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是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进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连续起飞好多年。同时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经济越来越稳定。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我当时考虑,过去我们往往从全国一盘棋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地区的优势和特点。譬如沿海地区经济本来可以发展快而又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全国强调快而造成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因为要控制过热就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使沿海丧失了时机。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要热全国一齐热。一强调稳定,一强调调整,所有地区都冷下来。沿海就是这样多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由于沿海有特殊的好条件。因而我们实行与全国有区别的发展战略,才能发挥它的优势。从全国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优势,其他地区就不能实行像沿海这样的战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

第二种意见,是来自几位老人的担心,如陈云就有这种担心。他说:“你讲这个如果能做到当然好,两头在外当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进口原料大家都赞成,也容易,问题是进来以后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汇怎么平衡?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四小龙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我们怎么就不能去竞争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外贸体制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体制问题。实行沿海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一定要让外贸自负盈亏,要给外贸企业进出口很大方便。我当时的说法是,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如果像过去官僚主义层层审批,层层限制,许多产品就不能及时出去。外贸体制要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开路,扫清障碍。再一个就是企业体制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大锅饭”、“负盈不负亏”,改起来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当时首先强调发展沿海的乡镇企业。沿海乡镇企业机制灵活,好伺候。我调查过许多出口的乡镇企业,他们交货非常及时,又注重质量,很有信用。

第三种意见,主要来自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和计划、外贸等经济主管部门。他们认为四小龙地方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国际市场是在不断调整的、竞争的关系中变化的。只要你产品质量好,费用低,就能扩大自己的份颔。这不是凝固不动的,相互所占份额是会变动的,要靠竞争。所以发达国家就不搞劳动密集的产品了,进行产业调整。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以后,劳动费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们这方面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如日本就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四小龙,现在四小龙在这方面也不占什么优势了。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劳动资源优势非常大。至于将来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好办了。只要先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资金积累,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在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进行国际竞争。那是今后的发展问题,顾虑是不必要的。现在是刚刚起步,何必杞人忧天?何况也不是一下子两亿人马上跑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有个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才开始嘛。

还有一种意见,属于大国的架子放不下。过去我们因此在经济上吃过许多亏。这种意见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强调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怎么靠乡镇企业出口?我们应该组织大企业集团,搞高精尖的产品出口。这完全是不从实际出发,离开了我国的现实。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什么东西?有劳动密集的轻工产品,但主要是农副产品,很多是原料,连产品都谈不上。我们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靠乡镇企业出口,并不影响骨干企业搞高精尖。但我们终究是发展中国家,你再强调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决沿海劳动力出路问题。我们先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经济搞活以后,反过来更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出口高精尖产品、出口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当然他们的意见也有点道理,我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沿海地区科技力量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强,这是我国的特点。所以强调沿海地区的科技部门要和乡镇企业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乡镇企业劳动费用低,机制比较灵活,再尽可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出劳动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结合的产品,这当然更好了。

还有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国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观经济计划的同志。他们认为,沿海已经发展比较好了,差的是内地。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沿海,是不是会扩大不平衡?内地有的同志说,发展沿海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不雪中送炭?其实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仅对沿海有利,也肯定会带动、推动全国经济,包括内地经济的发展。很明显,没有沿海的发展,内地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规律,势必在中国在滚动,逐渐向劳动费用更低的地方转移。沿海地区劳动费用逐渐高起来,它也要进行产业调整。不能齐头发展,只能互相推动促进。齐头,谁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国的一块地方,他们优势发挥了,对全中国、对中部西部地区都有利。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的优势是必要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提出后,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并且在全国实施。虽然“六四”以后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沿海地区在继续走这条路。沿海地区所以经济继续发展,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大量出口,外汇年年增长,总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不就是按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吗?当然,“ 六四”以后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觉、更有力地推行这一战略终究受些影响。各个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凡是仍然自觉推行这一战略的,发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那么自觉或者有点犹豫的,就差一些。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会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 【171】先生。在谈话中我问他,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他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台湾能做到,大陆也一定能做到。他讲得很乐观、很肯定。那时我对他这么乐观的估计,还有点半信半疑,会那么容易吗?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也不那么难嘛!关键是要实行开放,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改革开放,我们经济就能够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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