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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十四)

17007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第八个问题。关于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问题。

1981 年实行进一步经济调整,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了4%,从198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1983、1984两年经济发展很好,既有比较快的速度,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也比较适应,各种比例关系日趋协调,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

但是从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也过大,随之物价也上涨得比较多。这些过热现象一出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强宏观控制,收紧信贷,控制基建规模,压缩过热的空气。但由于当时银行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控制信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上而下地规定信贷指标。加上一下子收缩过猛,多方面反映强烈,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一些困难。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信贷指标是国务院通过中央银行下达给各地省行,结果各地把发的指标,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门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建设项目,而留下缺口给那些非办不可的事,最后中央不得不另外增发指标。如粮食收购,一控制信贷,很多地方就说农副产品收购没有钱,他把下达的银行信贷指标用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就发生一控制紧了,经济运行就不灵了。因此一度收紧的银根又不得不很快放松,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长,虽然年初就提出宏观控制,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经济过热有增无减。1983、1984年刚刚趋向宽松的经济环境,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有两种考虑:一是继续采取过去的老办法,在1981年调整之后,再来一次调整,紧急剎车,对基建项目大砍大压。另一种采取逐步缓解的办法,当时我用了“软着陆”这么一个词。采用第一种办法,各方面损失较大,当时整个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1981年刚刚调整以后,许多基建项目下马。现在又要压,国内国际上影响很大。所以我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年,而是通过今后几年逐步调整过来。当时确定,今后两年内继续实行较紧的信贷和财政政策,基建规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体基建项目的快慢先后,进行些调整。这样经过两年原地踏步就能缓解。实行这个方针,1986年总的情况是好的。

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情况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也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以上,农业增长将近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7.3%,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基建规模基本上也是好的。虽然预算外基建规模没有控制住,但预算内基建投资基本上控制住了,增长不是很多。总的看经过两年“软着陆”,情况有所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不再那么紧张,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在年终总结时指出,看来不采取大的调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时间,比如两三年时间来自觉地、逐步地调整,把存在的矛盾缓解下来,这种“软着陆”的办法是行得通的。

对 1988年的方针,原来也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的方针。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88年计划时,我代表中央讲了一篇话。指出1988年要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都要从紧,进一步缩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同时要保证生产的稳步增长。1988年经济工作总的方针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方针是这样定了,为什么1988年突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 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此各方面议论纷纷。一般来讲原因是复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原因。但是我当时这样说,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1988年在物价改革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出了问题。

物价改革问题,逐步理顺价格的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从来都认为,价格不能理顺,价格改革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考虑到经过1986、1987年两年“软着陆”后的经济形势,1988年在物价改革上迈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但是,当时提出的全面物价改革,所谓闯物价这个难关,即“闯物价关”,无论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随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是不正确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误,使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已说过,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在一个时期内,譬如说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一定的物价上涨指数,譬如说准备上涨30-50%。以此为代价,在这样的幅度内来全面地调整一次价格,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顺,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

我提出的这个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就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姚依林和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进行反复讨论以后通过了,准备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上述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有些物价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调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开。同一种商品,计划内的一部分由政府调价,另一部分也可以放开,即实行价格双轨制。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多年来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调整价格是不可能理顺价格的,是不可能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实施,(也)是决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搞得不好,物价改革会有走回老路的危险。

引起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价方案刚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尚未制订出来,何时出台还没有最后确定,媒体就大肆宣扬起来。一时间,“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长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这个东西,当时我们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要造成人们过大的心理预期。而我们不但不设法缓解它,反而助长它、刺激它。结果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人们就认为今后物价必然会大涨特涨。而我们又没有对人们作出承诺,就是说,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定要提高银行储蓄的利息,也就是说向人民作出一种承诺,银行储蓄利息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或者实行保值储蓄。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今后物价将会大涨特涨,另一方面对银行储蓄利息又没有一个说法,人们自然会担心在物价上涨以后自己多年积蓄放在银行的存款会大幅贬值。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节衣缩食,在银行储蓄了上千亿的存款,他们耽心多年苦心积蓄会泡汤,因而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购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来频频发生的挤兑抢购风就是由此而来。

在我们国家发生抢购某种物资的现象,过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这一次与过去性质不同。过去是由于物资匮乏,担心将来买不到这些东西,如抢购肥皂、食盐、面粉,过去都发生过。但这次不是为了抢购来马上用,而是为了储物保值,情况比过去普遍得多,严重得多。有些商店、企业也乘机纷纷涨价,银行储蓄大量下降,比原来预计减少400亿元。银行为了应付支付困难,不得不大量印票子。这就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来在发生挤兑抢购风以后,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或实行保值储蓄措施,情况会好一些,损失会小一些。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曾向国务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李鹏和姚依林担心银行储蓄利息提高了,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也要相应提高,这样企业就负担不了,会影响生产,因此没有立即采纳。使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损失也未能避免。到后来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实行保值储蓄。在宣布保值储蓄之后,银行储蓄很快就稳定下来,并且逐步有所回升。这证明了对于大量地挤兑抢购,如果我们事先作出这种承诺,那么这种损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大大减少,绝不会这么严重。

1988 年出现的物价上涨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题是出在储蓄存款大量下降,这就是由于上述物价改革中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于加快物价改革就必然会出现的,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物价改革的思路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头,措施不得当。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挤兑抢购等严重情况,为了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便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治理整顿为中心。这些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的,并且经过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通过,但现在看来,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实行是对的,但把原来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改为治理整顿为中心,这是不恰当的。主要是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没有看清楚,同时也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提出治理整顿虽然对迅速稳定经济起了作用,但却使我们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为了制止物价上涨,为了兑现我们下一年的物价指数不高于1988年的承诺,几乎全部恢复了用行政控制物价的办法。并且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层层包干。使经过多年改革把物价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当时李鹏他们主持国务院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为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发生了经济萎缩、市场疲软等严重的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改变。

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几位同志到香港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会的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151】等六位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蒋硕杰,他在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台湾经济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座谈中,他们针对1988年通货膨胀问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很值得重视的意见。第一,他们认为,大陆十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现在还有些问题,但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严重,包括物价指数上涨18.5%。只要采取适当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第二,对于物价改革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今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都必须尊重市场的原则。他们说,大陆在前几年改革中把许多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对有些产品实行双轨价格,使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听说要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并对一些价格实行管制。作为临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绝不能太长。有人强调价格改革要找时机,实际上不合理的价格不改革,经济不能连续运转,是永远找不到人们想象的时机的。他说,总之价格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由市场决定。根本的出路,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数的价格放开,由市场竞争。少数的像公共事业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润率进行控制。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不然价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通涨的对策。他们认为,大陆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问题,主要是金融赤字。解决金融赤字,关键是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并且随着市场资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于增加居民的储蓄,又抑制贷款的规模。从亚洲四小龙【152】的经验看,很好运用利率手段,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聚集建设资金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举例说,台湾五十年代初通货膨胀很严重,超过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结果货币大量回笼,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两位数以内。而居民储蓄增长率五十年代几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韩国停战以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也不稳定。1965年9 月,他们借鉴台湾的经验,把储蓄利率提高到34.5%,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的30%,使储蓄增长率从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仅平息了高通货膨胀,而且积聚了大量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经验。

他们讲的价格必须走市场决定的道路,解决金融赤字必须使银行储蓄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两条我认为对我们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

自从我看了蒋硕杰他们的意见后,在1989年春天我就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1988年想加快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思路不对。当时我们的思路不是走放开的方针一一逐步地、进一步地放,而是通过国家调整价格的办法理顺价格,这样价格还是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样还是很难解决物价扭曲的问题。而且政府定的价格也很难和市场一致,这样根本达不到目的。那时应该是继续前进,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针。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这个步子要加大。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出现物价上涨,那就要一是同时对工资进行调整,二是实行储蓄保值或提高储蓄利率使人民的储蓄不会贬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价改革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使我对物价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们坚持贯彻“软着陆”方针,把信贷规模、基建规模控制住,同时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政策,就可以把放开物价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政府定价过渡到由市场形成,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价格的严重扭曲,并大大减少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蒋硕杰博士等人的意见后,就把大意告诉了小平同志,并责成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讨论。我本来准备根据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物价改革的问题,但是由于发生了学潮,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第九个问题。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又如在英国,看到东海岸小麦长得很好,而西海岸全是种的草。那时我们第一次出国,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东海岸日光充足,适合种小麦;而西海岸阴雨绵绵很少见到太阳,种草却非常好。他们就在这里发展畜牧业,养牛、搞牛奶加工。回来的路上到了希腊,使馆的同志陪我们到丘陵地区看了一下,这里很干旱,而且夏季没有雨。如果按我们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条件很艰苦,就要学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绵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种橄榄,榨橄榄油,农民生活水平还很高。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但由于“以粮为纲”【155】,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 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那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都好。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多年来农业费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说工业。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从哪里来?进口。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化纤也是个问题。过去要搞化纤,就得先搞石油,搞炼油,然后搞出化纤的原料,然后再抽丝。后来有些化纤厂,干脆从抽丝开始搞,由后向前搞。1981年大调整时,我们进口了一套石油化纤设备,从原料到抽丝,后来下马了,当恢复重新上马的时候,我们聪明了,先从抽丝开始搞,从最终成品开始搞。江苏仪征化纤厂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很快搞起来,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后再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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