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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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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三年多对我的审查和对我实行软禁的情况。

十三届四中全会撤消我的一切职务,并作出了还要继续审查的决定,这本来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就没有必要继续审查。如果认为问题没有查清需要继续审查,就没有理由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这可以说是给我的特殊待遇。

从 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对我的审查一直进行了三年四个月。在整个审查期间,我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们一方面说对我的审查是党内的性质,一方面却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对我实行软禁。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内不准用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对这种粗暴践踏、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知他们将来做何种解释。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我到中南海怀仁堂【77】谈话,向我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陈野华【78】、李正亭【79】参加的项目审查小组,负责对我的审查。9月29日王、陈、李三人约我在警卫局礼堂谈话,这是专案组第一次同我谈话。以后再也未见陈野华和李正亭,据说是专案组改组了,陈、李二人不参加了。但对他们为什么改组,我不得而知。

随后王任重又单独约我谈过三次话: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还写给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给他回过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 日一次。

通过上述谈话和信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分别作了说明和澄清。对我的审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动乱中有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审查我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以及要我承认错误。另外还要清算我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 “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80】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81】电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认为我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学潮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六四”报告【82】,李先念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

我在同王任重的谈话和通信中,也着重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来,国内外并不存在“倒邓保赵”风。这不过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那个时期确实有不少谣言,但不是倒邓而是倒赵。关于我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邓施加压力,要求换马等等,国内外议论较多。我写信向他们说,当时国内外的舆论一直把我的命运、政治前途,与邓连在一起。“ 倒邓保赵”是连不在一起的。倒邓不能保赵,保赵就不能倒邓。

第二,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这是 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过春节前谈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现在邓还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谈话通信时),他可以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地位不稳的感觉。

第三,我并不认为经济情况很糟。应该说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提高。198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情况也并不是那样严重,我也不认为很难解决,并不存在我因经济失败形象不佳,利用学潮捞取政治资本、改善形象的问题(经济形势那一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至今还认为不像一般人说得那样严重。因为事实证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现了市场疲软,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我给王任重写信时讲,我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不会不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利用学潮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无论如何不会幼稚无知到这种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是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将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不同。我要对历史负责,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这大概是我对王任重追查我的动机几次谈话和写信的回复中阐述的观点。

在王任重的几次来信中,对我指责最严厉尖锐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着12月8日又谈了一次,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缓和。可能是他们经过半年调查,发现他们的分析判断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2月14日[编者注:1990年],王任重还要我谈一下对苏联东欧剧变【83】的看法,事先还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机构写的有关材料。王劝我写个好的检查,还透露有些人主张开除我的党籍,有个检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审查这么久了,希望能早日结束。我认识到的在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经检查了,再检查还是那些话。我还提出,对我的审查应注重调查,核实材料,不应纠缠在什么态度问题上。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我的发言的态度不满意,已经加重了处分,现在还搞态度?

王任重最后一次约我谈话是5月2日。在这之前,2月20日,我曾给邓又写了第三次信。(我给邓写信,第一次是转送一些老同志的来信要求他重新考虑对学潮的方针问题;第二次是解释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结束对我的审查。)王任重见我后就说写给邓的信知道了,不久将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84】,不过他说这次全会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甚至还说了一句:解决你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全会。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之他说这次还解决不了,他还说对我的审查材料很快会同我见面。这次谈话气氛很缓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转来项目组对我的审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先别说其中很多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这三十条全部是事实,也难以给我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

6月27日我给王任重复信,送去对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见。我对三十条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从此以后,王再没有来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人来核对材料,实际上是对我的审查不了了之。

后来我得知,项目组将材料上报后,中央领导人原来曾考虑在1990年亚运会【85】后宣布结束对我的审查,但因为怕引起国内外的反响,怕我恢复自由后外出活动,再加上几位老人的坚决反对,因而对我的问题拖而不决,长期挂起来,以继续审查为名,对我实行软禁。

我于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后给江泽民、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对我审查以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相信问题仍然没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从 1990年6月以后,没有人找我谈过审查问题,也没有人找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没查清,为什么不问一下我,我可以帮助搞清楚。这种以继续审查为名,久拖不决,继续挂起来,对党、对我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还向他们指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负责人多次对中外记者宣布,说我是自由的,没有被软禁,甚至连半软禁也没有,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你们应该是了解的。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一直长期被软禁在家里。对有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动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过去虽然曾经有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重复了。因此要求无论对我的审查是否结束,应立即结束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我写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他们的方针是:不予理睬。

实际上,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开始了。但从来没有向我宣布过,更没有文字的东西。为了证实他们对我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我长期关在家里有些发闷,所以1990年10月亚运会召开之前,我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当中办警卫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这里的秘书劝阻,说“没有说可以外出”。我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他们既不拿出文字规定,又不让我外出,便告诉司机届时不能开车。我表示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坐公共汽车去,他们当然害怕这会引起舆论轰动。当时江泽民、李鹏不在家,他们便请示乔石,乔石也不能作主,要警卫局根据情况办,结果他们还是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了一辆警车来。我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球场)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港台报纸都公布了。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我以前打球的录像。这样,当时在成都的江泽民和李鹏都非常紧张,批评追查是谁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场风波之后,他们便以中央的名义口头通知我,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这样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并实行软禁便记录在案了。但他们在中外记者面前,仍然说我是自由的,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公之于众。

1992年10月8日,乔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在场的还有丁关根、李铁映。乔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我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即将结束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将写上这一内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听了之后,我向他们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

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

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

乔石等对我讲的三条意见,表示要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我。在我讲第二条要求公布结论的事实根据时,乔石插话说:要考虑不要影响稳定。在我讲第三条恢复我的行动自由时,他们说十四大【86】会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我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我说,十四大召开时可以不出去,他们听后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宋平还说:会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当时谈话就这样结束。

后来我听说,他们在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原结论不变的问题上,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只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并没有把项目组审查我的报告发给大家。也就是说,审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么问题,根据什么事实给我戴上两顶帽子?这些都不谈,只是说要结束对我的审查。当然,大家表示没有意见。后来在中央全会的公报上,也写上了结束审查、原结论不变这么一句。在全会讨论公报时,更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发。本来,对我的审查是全会作出的,现在全会宣布结束审查,理应把审查的结果向全会作一个交待。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召集人会上说,这件事向各小组说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全会根本没有讨论我的问题,大家对公报表示同意。总之,审查三年,没有材料,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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