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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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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消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70】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当时王忍之【71】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72】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象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开除出党,象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 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1】根据内容分析,这一系列录音带是在2000前后录制的。“七年前”当指1993年。

【2】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六四”镇压以后,以巩固政权、将镇压“合法化”为目的而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彻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3】见附录四《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4】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5】新华门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位于北京西长安大街。原名宝月楼,清朝乾隆年问所建。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举办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

【7】见下文。赵紫阳:“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8】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9】李鹏(1928-):李硕动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聪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聪从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赵紫阳按照双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颌代表团访问朝鲜。代表团4月23日下午离开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谓“党的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钱,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13】乔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14】4.26社论:1989年4·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5】李锡铭(1926-):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6】陈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颌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 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腐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腐败变本加厉,小打小闹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19】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斗争”的根据。自此一直为中共所奉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鲜有异议的“天经地义”。

【20】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21】 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参与的从北京开始遍及全国的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示威活动。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各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西方各国面前显得软弱,激发民众的愤怒之情。五四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激进派知识精英疏远西方模式,逐渐接受俄国革命理念的转折点,为中共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及社会基础。

【22】毛毛(1950-):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23】“五四”青年节讲话的起草人是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鲍彤是修改定稿者。

【24】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7年。

【25】 “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进行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阶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制度性地要求全民在共产党执政实行公有制的条件下,不断搜索和铲除“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内乱以及灾难的政策根源。

【26】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党派”是中共绝对权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8】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 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31】何东昌(1923-):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三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2】阎明复(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33】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文革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34】费孝通(1910-2005):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5】孙起孟(1911-):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6】雷洁琼(1905-):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7】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许嘉璐(1937-):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40】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41】下文称《“五四”讲话》,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的讲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央问题”的主张就是在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见附录二。(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42】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启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43】许家屯(1916-):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44】“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是指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9“六四”事件之后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46】《世界经济导报》创刊于1980年6月,由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钦本立(1918-1991)任总编。

【47】钦本立(1918-1991):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48】江泽民(1926-):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49】具体时间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会上李鹏作了讲话。

【52】指赵的秘书李树桥。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54】见附录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55】彭冲(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6】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得名于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为清代皇帝及皇室专用的饮用水。玉泉山自毛泽东时代起被隔离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别墅建筑群的所在地。

【57】吴学谦(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58】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国当代政治衍语中“司令部”指被认为与最高颌袖意志相违背的党内派系。起源于文革时期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60】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年“ 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61】温家宝(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63】丁关根(1929-):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64】198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开会”的名义,召鲍彤到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室。宋平谈话之后,鲍被送到秦城监狱。中共中央常委当时没有开会;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鲍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监狱的。由于赵紫阳6月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违反法律行事,有关部门才受命在6月10日补办了汁饱进行“监视居住”的手续。但把国家监狱作为“监视居住”的场所是骇人听闻的;而事后补办手续,更加证实了原来把鲍投入监狱的非法性。

【66】“支持动乱、分裂党”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给赵紫阳的定性。会后的公报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67】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党内结束毛泽东时代领袖利用个人权力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党内异己的关键性文件。

【68】在中共词汇中,“三中全会”一词,不仅指1978年12月22-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闭的、为它作准备的、长达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这个准备会议决定了中央全会的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历史上应是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69】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70】 “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是中文的歇后语。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问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自己承认浚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71】王忍之(1933-):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72】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75】中国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执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别,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后接见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现代中国人依然记忆犹新,是以模拟没有正式职位的最高领袖邓小平为垂帘听政。

【76】“今”应当指1993年前后。邓小平去世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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