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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囚徒--赵紫阳回忆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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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2】的发言【3】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先说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4】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5】。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6】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7】。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8】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11】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12】,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13】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二、4·26社论【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 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15】、陈希同【16】就找万里【17】,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18】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19】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鹏、杨尚昆【20】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21】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22】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23】鲍彤【24】,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25】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26】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27】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28】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 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学潮的方针被李鹏他们在家里改变了。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30】、何东昌【31】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们这种做法。李鹏会向阎明复【32】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李鹏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我回国后表态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 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34】、孙起孟【35】、雷洁琼【36】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5月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37】、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38】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潮的意见。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学潮是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学潮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我还感到,如果这次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镇压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39】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4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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