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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四"真相(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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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中国向何处去


"六四"惨案发生了,中国发生了自改革开放十年来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倒退。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毕竟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成同盟,开始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共元老虽然推举与"六四"惨案没有太大联系的江泽民担任新一任中共总书记,但此时的江泽民仅仅是中共元老手中的一颗棋子,不仅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面前唯唯诺诺,三人面前都要讨好,而且还要看自恃平息"动乱"有功的李鹏和老资格的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脸色行事,还有以李锡铭、陈希同为首的地方高官的不服气。而中共党内由于开明力量的元气大伤,而以陈云、李先念为主的保守力量则全面主导了中国经济,并且主导了组织人事权。其最直接的代言人就是政治局常委中的李鹏、姚依林和宋平,他们占了六名政治局常委的一半。于是,以李鹏为首的政治力量开始毫不手软地逮捕政治异议人士。中共垂头丧气地迎来了建国四十周年,并愁眉不展地步入了九十年代。这是邓小平的悲哀,也是邓小平自作自受的结果。在邓小平先后砍掉了自己的两个臂膀胡耀邦、赵紫阳之后,既丢失了中共人事权,又丢失了经济决策权,唯一拥有的只有军权了。在力不从心中,他拱手把自己的军权交出来,准备过一个退休老人的生活。然而,邓小平真的甘心吗?

部署新政治架构

"六四"天安门广场清场两天后,即六月六日下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江泽民等召开"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第一个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参加的在西山举行的会议,部署立即恢复北京乃至全国局势,召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现根据这次会议记录予以综述。

邓小平:"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果断平自心,后果难以设想。人民解放军做出了很大牺牲,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如果那些搞暴乱的人阴谋得逞,就会发生内战。内战要是打起来,虽然胜利肯定是我们这一方,但不知要死多少人。这次不果断处理不行。平息暴乱中解放军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完全贯彻了我们的方针,维护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李先念:"这次反革命暴乱不平息,我们今天哪能在这里谈话?解放军的确是人民的子弟兵,党和国家的坚强柱石。现在我们只是初步平息反革命暴乱,北京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们还要靠人民子弟兵来恢复北京秩序。"

杨尚昆:"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前,要把恢复北京社会秩序作为头等大事,还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彭真:"平息暴乱,恢复秩序,关系到首都和全国的大局。现在,社会上仍有各种各样的谣言,我们必须做出及时而必要的澄清。"如死人的事,就传成千上万,美国之音等天天造谣。我们必须要有正面的东西来回答。"

薄一波:"但里有一份材料,是西方各大新闻社和广播电视网对所谓的"血洗天安门的六四惨案"死伤人数的说法。我念一下。美联社:至少五百人死亡。美国全国电视广播网:一千四百人死亡,一万人受伤。美国广播公司:一千人死亡。美国情报机构:三千人死亡。英国广播公司:一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路透社:超过一千人死亡。法新社:至少一千四百人死亡,一万人受伤。合众国际社:三百多人死亡。共同社:三千人死亡,二千多人受伤。日本《读卖新闻》:三千人死亡。这些数字向全世界一公布,影响大得很。对这些谣言我们必须立即反击。*

李鹏:"薄老说得对。袁木下午就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事实真相。到今天十二点,国务院办公厅经对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中国红十字会各方面再三核实,基本统计情况是:解放军指战员受伤五千人;地方上(包括学生、市民和暴徒)共二千多人。死亡情况:戒严部队指战员二十三名,其中十名解放军,十三名为武警战士。还有二百名左右失踪;市民、学生和暴徒约二百名,其中大学生三十六名。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乔石:"公安部报告,这次平暴中受伤和死亡的数市民人数最多,这里除了一些罪有应得的暴徒外,还有一些围观的群众。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没有一个被打死的,打伤的好像也没有听说。所以,真正恢复秩序还要做大量工作。

李鹏:"再造谣也掩盖不了事实。据查证,六月三日晚,什么"联席会议"、"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的头头们都躲起来了,差不多每天都在广场的那个王丹溜走了,小痞子吾尔开希成了一个怕死鬼,当晚八点多到广场,不到二个小时,听说要清场,就吓得装病溜掉了。即使对那个要用汽油桶火烧天安门城楼的"高自联"骨干郭海峰等,戒严部队也只是当场把他们抓住,而没有打死他。这些人没有被打死,从另外一方面也反证了,西方媒体制造"血洗天安门"是多么卑鄙、荒唐。"

杨尚昆:"李鹏同志说得对。还有,我们从录像上看到的那个站在坦克前挡道的青年,我们的坦克让了多少次,他就是横在前面,还爬到坦克上来,战士们就是没放一枪。这是多么有说服力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的战士放了一枪,其影响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战士确实较好地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在那种场合,能保持冷静和忍耐,很了不起。

姚依林:"好像打了一场仗。自动乱发生至今,全国国民经济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经济生活秩序混乱,工业生产难以正常进行。特别是这几天,全国各大城市频频告急,像上海、辽宁这些老工业基地,每天的经济损失就在三、四千万元。北京局势正常了,才能稳定全国局势。

王震:"稳定局势还得靠人民解放军,要广泛发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人民警察坚决对那些反革命暴徒进行严厉打击,该抓的就得抓,该杀的就该杀,决不能让这些暴徒溜走。"

邓小平:"这次事件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如果我们好好反思,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这次事件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事态就平息不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一句话,中国不能乱,中国不许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

李鹏:"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都在发表这样那样的声明,说要制裁中国,将中国与世界隔离。"

邓小平:"那些国家今天一个决议,明天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提出抗议。那些国家要对我们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我们完全有抵抗制裁的能力。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受一些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建国四十年来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泰然处之。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我们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这次事件使我们认识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要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们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总起来说,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

李先念:"当前,稳定全局的关键是毫不手软地清查处理反革命暴乱分子,特别是这次事件的幕后组织者、策划者,这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这一点必须明确,不明确这一点,工作就不好开展,就会给今后的工作留下隐患。"

邓小平:"我们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比如方励之,就要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但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北京的、外地的、海外的学生,我们还是应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邓小平接着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当前,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我们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改革开放也进行不下去了。我们要让国外明白,加强控制定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会议决上,一,六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二,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召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系统尽快制定上颁布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了的有关文件、法规。

"六四"后首次亮相

六月九日,北京秩序基本恢复正常,长安街已恢复通车。当天下午,邓小牛再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向全体戒严部队指战员表示慰问。李先念、彭真、杨尚昆、万里、王震、簿一波、李鹏、乔石、姚依林、洪学智、刘华府、秦某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陪同接见。中共元老陈云没有到会,只向戒严部队表示敬意,现根据这次会见有关材料予以综述。

邓小平先与大家合影,并提议"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之后,邓小平说:"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邓小平切入正题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会理解,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搞动乱的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的是要建立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些别有用新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邓小平对坦克没有压人表示宽慰,并充分肯定解放军指战员。他说:"这次平息暴乱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人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情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最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车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绝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素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河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回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眼前要落实的事情,这些话不是讲给军人听的,而是再一次讲给随他而来的政治局成员们听的。邓说:"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邓小平谈了三个已经在中共元老层和政治局引起纷争的话题,希望通过这次能够公开传达的谈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邓说:"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做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盲目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邓小平强调的第三个问题是:"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了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邓小平再次重申:"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这是一篇稳定全国局势的讲话。当晚,北京各大新闻媒体对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作了报导,消息虽简单,却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表明了这样一个信号:邓小平等牢固地控制着领导权。北京已趋稳定,全国各地也必须立即恢复稳定状态。

与新班子成员谈话

经中共元老于五月二十七日钦定的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李瑞环,没有参与"六四"的决策。江泽民虽然在京,但只限于熟悉中央工作,并没有被元老们推到前台来。原因是什么?外界纷纷揣测中共元老"雪藏"江泽民,是为了给这位新任总书记一个比较好的形象,这确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共的党内准则,不管怎样,新一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主政,无论如何要向党内有一个交代,要有一个程序,至少要开一个全会,不管这个程序合法不合法,必须走一个形式。如果连这个形式都不走,肯定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比起"平暴"来,选举新一任的中央领导人就相对显得次要,更何况,在新的总书记人选上,中共元老们已经尘埃落定,不可能再有变故了。所以,在"平暴"结束将近两星期,"天下己太平"之后,作为中共早一同元老的邓小平总算可以缓过气来了。六月十六日下午,邓小平与将要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产生通过的新任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谈话,杨尚昆、万里参加了这次会议。现根据这次会议记录予以综述。

邓小平开宗明义就请中共党史,并提出了三代人的概念。他说:"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磨厦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我们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邓接着阐述了"核心"的重要,并特别提出要大家服从毫无中央工作经验的新人江泽民。邓小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邓小平谈了自己与新一届常委班子工作上的关系,意识到国家的命运不能建立在个人的声望之上。他说:"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上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的立国之本在于独立自主,丢弃不得,并承认了工作中的失误。邓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

虽然声明不想过问新一届中央工作事务,谈着谈着,还是谈了当前要抓的工作。邓说:"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

邓谈的第一件事是:"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而在原材料的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显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上一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了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我曾经讲过,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件坏事变成好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邓关心的第二件事是:"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问题,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谈了具体分工问题:"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邓强调的第三件事是:"平息暴乱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处理得好,就会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于罪大恶极的不能手软。当然还是要分别是非轻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是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手段还要是多种的,以体现我们的政策。"

最后,邓小平以沉重的语气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既是向新班子交底,更是为四中全会定调。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上,基本贯彻了邓小平的上述主张。

政治局扩大会议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为十三届四中全会作必要的准备。会议开了整整三天。除已经退休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没有出席,身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外,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全国政协中共党员副主席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在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正式提出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新一任政治局常委人选,以及调整中共中央书记处入选的建议。现综述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重申了他最近几次讲话的意见。在谈到选人的标准时,邓小平说:"这次新进的常委中有老的,有比较年轻的,以老带新,以老帮新。老的有经验,比较年轻的精力充沛。老的作为过渡,有必要。选人的视野应该开阔一点。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新班子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有些年轻的领导人,否则党的事业难以为继。今后,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比来比去,我们选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他适合。希望大家支持他。"

邓小平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在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已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这个班子的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真正成为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班子成员能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这点请同志们特别注意。还有,我要强调,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比模比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在两三年内要好好地调整。"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还特别谈了赵紫阳的问题。邓小平说:"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消极对待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同意中央对他意见的处理决定。这里,我还要特别说明,过去两任总书记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栽了跟头,并不说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全面清算赵紫阳。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与会人员审议李鹏即将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中共元老们似乎抓住了一次发泄不满的机会,纷纷踊跃发言。现摘录有关中共元老批判赵紫阳的主要谈话观点。

宋任穷:"赵紫阳同志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由于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时就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是谁也讲不清,因此,可以不提或少提坚持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去进行改革开放,不走邪路才怪呢!"

胡乔木:"赵紫阳同志虽然没有公开鼓吹私有化,但他在改革中对公有化程度较低的经济成分推行倾斜的政策,以及他所一再宣扬的国营企业要引进乡镇企业的机制之类,却是对私有化鼓吹者的一种鼓励。并使那些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丧失信心,产生一种深化改革非触动、改造和重建所有制不可的心理,导致一段时间对私有化的鼓吹甚嚣尘上。这完全是因为赵紫阳等党内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在"思想解放"、"经济领域不反自由化"等口号下允许他们的观点泛滥,而又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采取压制、打击的结果。"

江华:"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关头,支持动乱、分裂党,严重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公然对抗小平同志,并顽固坚持他的错误立场,拒不认错。我坚决主张撤销他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并成立专案小组,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张劲夫:"近几年来,赵紫阳同志藉口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散布了许多错误主张。作为总书记,几年来他不讲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请最高理想,甚至藉口社会主义现在也说不清,而连坚持社会主义也不愿提,倒是无的放矢地提出了一个所谓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严重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向一个极端,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王任重:"赵紫阳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根本上说,是他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对外屈服于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平攻势的压力,对内陶醉于他那个自由化智囊团所编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赵紫阳的严重错误已经使我们的党和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揭露赵紫阳的错误,正本清源,消除影响。"

王震:"赵紫阳搞个人崇拜,大树特树个人权威,我看不惯。你总书记就总书记嘛,这是工作需要,今天叫你干你就干,不叫你干你就不能干。看那个。河殇。,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什么蓝色文明,狗屁!明摆着树赵紫阳的权威,小平同志往哪摆?特别是赵紫阳的那个特写镜头,还配上。新纪元。三个大字。分明是要搞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所以,赵紫阳的教训非常深刻。赵紫阳是我们党内彻头彻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方毅:"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削弱并放松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特别喜欢听所谓的"智囊团"的意见,使社会上一些年轻人丧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追求金钱至上、物质享受和个人名利,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体现共产党人高贵品质和中国人民传统美德的思想被认为"过时"了,重才轻德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次动乱中,不少我们培养的人反对我们,咒骂我们,这与赵紫阳同志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余秋里:"赵紫阳丧失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尊严。他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说"我老户,无所谓了",还哭着流泪,像什么样子。凭这一点,他就该下台。"

彭冲:"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严重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削弱党的政治工作队伍,使这几年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这次动乱之所以闹得这么大,与赵紫阳同志放松抓思想政治工作有必然关系。所以,小平同志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非常符合实际。如果我们的党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坚决惩治腐败,确确实实要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了。"

伍修权:"赵紫阳同志不适合担任党的总书记。他搞经济工作有一套,但对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个外行。他懂得多少?这方面的参谋都是他的秘书鲍彤给他出的。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生搬硬套肯定要闯大祸。经济有经济规律,政治有政治规律,去年闯物价关怎么闯不过去?不容易嘛。老百姓心慌嘛。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有大呼隆的毛病。老百姓一搞大呼隆,什么改革也别想了。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样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开始时就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以至想收拾局面时已经难以收拾,所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撤销他的职务。"

以上观点是这次会议中最为尖锐的。平心而论,由于大家对这次事件处理的真实想法藏在心里,有的还一直暗中认同赵紫阳的意见,所以,相比中共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这次对赵紫阳的批判显得并不特别尖锐和激烈。对一些强硬派中共元老来说,最让他们感到失面子的是,赵紫阳决不认错。这也是令邓小平最恼火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李鹏的报告也同时印发给了赵紫阳。针对李鹏报告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两项指责,赵紫阳做出了坚决的反驳。

十三届四中全会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走形式的会议,会议基调都已在两天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因为是走形式,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没有出席。全会根据中共元老的意旨,顺利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由于报告过于冗长,特摘录有关部分。

李鹏的报告一开始就说:"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并相应做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李鹏的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赵紫阳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五月二十一日发电报给万里,要求万里中止访美,提前回国的过程。随后,李鹏指出:"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做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做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李鹏说:"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接下来,李鹏指责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在列举已经多次举过的事例后,李鹏象姚依林曾经反问过的一样反问:"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

接下来,李鹏在报告中搬出了中共元老。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暴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迟早总会爆发,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现在爆发比将来爆发要好,损失要小得多。这是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平息暴乱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李鹏总结说:"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是我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应当以这个讲话的精神为指针,系统地吸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克服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加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团结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央准备进行认真的研究讨论,做出相应的部署。这里,我们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见。"

李鹏的意见共有七条: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绝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绝不再像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走过场,绝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对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针对李鹏的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现择要摘录主要部分: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得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惰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开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部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赵紫阳的申辩在中共党内引起极大的反响,有人说赵紫阳是"死不改悔",有人说赵紫阳是"顽固不化",还有人私下说赵紫阳"他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赵紫阳是建国四十年来,三任中共总书记中唯一一位不向组织认错、不落泪的总书记。也许正是应了这点,失去了权位的赵紫阳仍然没有失去民心,无论是在他的故乡河南,他工作过的广东、四川、内蒙古,还是没有工作过的浙江、辽宁和黑龙江,从中央高官到普通百姓,谈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谈起赵紫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共现任领导人才会牢牢看住赵紫阳,赵也因此不能获得与另一位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华国锋一样的自由。这到底是谁的悲哀?民心是禁锢不住的,人民的思想也一样不能被扼杀!

死伤知多少?

在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李锡铭作了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了在"六四"期间北京市民、学生和戒严部队士兵的伤亡情况。

报告有关内容如下:"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二百四十一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二十三人,地方二百一十八人。戒严部队二十三人中,解放军十人,武警十三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二百一十八人中,北京高校学生三十六人,外地人员十五人。""约七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五千余人,重伤的一百三十六名;市民约二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三十六名大学生,分属北京二十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六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三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七所高校各死亡二名,其余十所高校各死亡一名。"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战士之死和市民、学生之死的情况。

据戒严部队指挥部提供的材料,在六月三日晚的进军中,没有一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被市民打死。承担天安门清场主要任务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官兵,在六月三日晚没有死一人,后来被任命为"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十名解放军战士,其中有六名来自这支部队,是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丧生的。他们是该集团军炮兵旅第五营营部无线班班长下士王其富,二连四班副班长下士李楝国,战士下士杜怀庆、一等兵李强、王小兵,三连有线班班长下士徐如军。死因是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也就是戒严部队开枪打死打伤北京市民、学生以后,他们乘坐的运送军事装备的车辆途经翠微路回时,被愤怒的群众拦截,在减慢车速的情况下,市民们伺机往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汽车左后轮被市民设置的三角钉扎破,在车向右转弯时翻车,造成油箱爆炸燃烧致死。实际上严格地说,这六名战士之死不能归于被暴徒杀害致死。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了解"死亡"人员中,有大学教师、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工人、个体户,还有退休职工、中学生甚至于小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九岁。"从死亡人员的职业和年龄分布的情况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辜的。试想,九岁的男孩连世事都不懂,岂能充任暴徒?退休的老太太,岂能去燃烧军车?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是真正的杀人元凶,谁是真正的暴徒?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六四"期间在中共高层和中南海里广为流传的两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一件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司机在六月六日晚八时许,在长安街附近驾车不停,被戒严部队战士用冲锋枪横扫致死;一件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的女婿,六月三日晚在木墀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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