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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四"真相(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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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邓小平谈了大局的问题,斗争经验的问题,领导班子的成熟问题,并强调一定要干出实绩,不能闭关锁国。邓小平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人都有缺点,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L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曰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邓小平特别谈到第三代领导人要如何取信于民,领导人的胸怀与眼界问题,邓指出:「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贻d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针对「动乱」平息以后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一要尽快树立良好形像,二是处理人与事不能涉及西太广的问题。邓说:「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像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份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讲到这里,邓小平又回过头来讲胸襟的问题,再一次向李、姚敲警钟,并希望他们「自觉地变化」。邓小平说:「进入中央早局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回。」

为了防止李、姚在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结盟,形成另外一个核、心,邓小平毫不隐讳地提出了不能搞宗派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你们是要在第」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一点。」

讲来讲去,讲到最后,邓小平终于向李、姚亮了底,江泽民将担任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要求他们很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邓小平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中央决定,江泽民同志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不要互相不服气。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万里返京

自二十七日万里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向中共中央表态后,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一致认为,万里的表态有助于尽快结束动乱。于是,在中共元老确定了新一任的接班人,确定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共中央全会的同时,也确定了即将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的计划。因为万里回国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经请示邓小平、李先念和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滞留在沪的万里于五月三十一日曰京。万里于三十一日中午乘专机抵达北京,而他在」海的东道主江泽民则先于他十几个小时,到了北京。事后,万里曾私下里对他的一位好友说,他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江泽民会担任新一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下午,万里听取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冲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鉴于决定即将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在前几日分别派出解放军三总部副主任慰问戒严部队的基础」,为了鼓舞士气,三十一日,迟浩田、杨白冰和赵南起等,亲自看望了戒严部队官兵。兹摘录三十一日中央军委的报告:今天,总参谋长迟浩田、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总后勤部主任赵南起等,分别看望了有关戒严部队,并转达了邓小平主席、杨尚昆副主席对戒严部队的慰问和关怀。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政委刘振华的陪同下,迟浩田、杨白冰和赵南起深入到执勤点、宿营账蓬和野炊灶旁,与战士们座谈。杨白冰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广大官兵一定要努力学习,认清责任,在执行这项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任务中,服从命令,加强纪律,执行政策,模范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而努力。」迟浩日说,「戒严部队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仅能够胜利地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而且能够担负起维护社会安定,制止动乱,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光荣任务。我们要坚决听从军委邓主席、杨副主席的指挥,坚决完成戒严任务。」三总部负责人专门与戒严部队研究了后勤保障、学习等具体问题,表示尽最大努力,保证广大官兵吃好、住好、学习好。到五月三十一日,戒严部队已基本进入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并开始着装上哨,确保了国家重要部门的安全,并做到万无一失。

自北京宣布戒严以来,新华门前每天都有学生进行静坐抗议,并不时有学生游行队伍在中南海、府右街门前经过,并高呼「打倒李鹏!」「李鹏下台!」的口号,这对与府右街仅一墙之隔的李鹏办公室实在是莫大的挑战。为了警告,李鹏亲自责成国务院办公厅发表声明,李鹏在三十日的批示中写道,于新华门前静坐,是不顾大局、违犯法纪的行为。要奉劝其尽快撤离。」当天下午,根据李鹏的指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对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进行了摸底,据了解后的报告,「在新华门前进行静坐抗议,是由高自联决定并组织实施的。目前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主要是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约六、七十人。」于是,罗干立即打电话通知这几所院校的」级单位司法部、冶金部,要求部里派人亲自到新华门前出面做学生的工作。三十一日凌晨,司法部副部长鲁坚、冶金部副部长徐大铨和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有关负责人以及部份教师,来到新华门,劝说静坐的学生,经过耐心疏导,有一吐事生被说服。仍有三十多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坚持静坐,表示夫不撤离。」对此,三十一日上午,罗干授权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办公厅发言人安成信发表谈话,安成信说:子华门是中国人民的新华门,是进行重要外事活动和国务活动的必经之门。现在一吐」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堵塞了交通,破坏了正常秩序,妨碍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公务。这种不顾大局、违犯法纪的行为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应当指出,政府对处理新华门前学生静坐问题是十分克制的。希望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不要无视政府的劝告,要遵纪守法,尽快结束静坐,配合政府和警卫部队恢复和维护新华门前的正常秩序。」

为了表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效忠,李锡铭、陈希同策划了一次游行示威闹剧,他们利用组织渠道要求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大兴县和怀柔县分别举行集会游行,召开「坚决反对动乱群众大会」,并假借以集会群众的名义分别发出致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二批快恢复首都秩序,坚决制土动乱」。中共北京市委三十一日在给中南海的报告中称,入市委、市政府的坚决支持下,经所在地公安部门批准,今天,顺义县、大兴县和怀柔县分别在各自的县城所在地举行农民、职工、教师和机关干部举行的集会游行,召开坚决反对动乱群众大会。每个县的规模在一万人以上,游行的目的是抗议极少数人制造动乱。为充份报导这次集会游行上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到现场作了相关报导,扩大了影响,弘扬了正气。」该份报告充份说明:这次集会游行完全是一次真正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由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幕后操纵、策划的集会游行,决不是自发走上长安街、发自人们心底的集会游行。因此,当三十一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这一别有用心的集会游行节目后,起到的恰恰是相反的社会效果,不仅北京的普通市民和学生说它假,就是中南海里面的一些」高级干部也认为这样做召有什么意思」。

客观地分析一下:三十一日,无论是万里返京、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亲蓟戒严部队视察,还是政府就新华门静坐事发表谈话、组织京郊农民游行,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信号,它越来越清楚地暗示着,对天安门清场的时机为期不远了。然而,在心理高度警惕的时候,也许已经有很多人预见到了,一场悲剧即将诞生,却没有任何组织或人试图去避免它,政府如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也如此。

京外学校开始复课

三十一日报送的二十三个省份的材料中,虽然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小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但几乎每个省份都开始出现复课的情况。当然,复课程度不一。恍较而言,黑龙江省的复课情况恍较好。现摘录该省有关复课情况的报告。

二十九日、三十日,哈尔滨地区的高校学生没有上街游行,回家的学生开始陆续返校,除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外,其他院校的学生已经基本复课。哈尔滨地区学潮趋于平静。

在黑龙江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校园里一片宁静,许多学生拿著书本匆匆走向图书馆或教室。前几天黑龙江大学南楼门前还到处是大字报,现在有的已脱落,新贴上去的极少,观看的学生只有五、六人。原来贴满大小字报的揭示板上,已出现「寻物启事」、「书讯」等之类的广告。

省教委将哈尔滨地区高等院校的复课情况分为三类:一是已经基本复课。主要有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商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电工学院、黑龙江中医学院等院校以及九所专科学校。在这些院校中,多数复课率达到九十五%以上,稍差些的哈医大、束北林大也达到八十%至九十%;二是复课人数达到一半左右。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等院校属于此类。据校方介绍,复课的学生呈增多趋势。三是基本没有复课的。有哈工大、黑大、哈船院,这三所院校在黑龙江省是较有影响的大学。这些学校的一些学生去北京还没有回来。据统计,目前这三所院校的复课学生都不足学生总数的十%。

有关人员经对近百名复课和未复课学生的私下交谈,发现学生们的、心态不尽相同。哈工大一名复课的学生说,「今年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设计压得太紧,不完成恐怕拿不到文凭。」一名复课的女学生说二已经上街游行多次了,对北京学生声援的、心愿也表达了,再游行也没有多大意思了,总不上课也不是个办法。」相当多的学生心情压抑,认为学生运动在政府的「拖」与「压」的策略下失败了,他们、心里不服气,相信总会给学生运动以公正评价。哈工大一名没有复课的学生说,「北京的学生还在静坐抗议,我们怎能轻易复课?」他说,「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把这场爱国运动称为动乱,凡是有思想的大学生都不会就此罢休。北京学生什么时候复课,我们什么时候复课。」在罢课学生中,相当多的人有、心」课,但又怕被同学们称为忧徒」,、心有顾虑,于是许多学生提出「罢课不罢学」的口号。据哈船院、哈工大等校介绍,上自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哈工大图书馆里经常坐无虚席。

省教委认为,在复课这个问题上,各院校领导的想法和做法也不相同。有的认为,态度太强硬会引起学生反感,反而影响复课。有的则认为,强硬些能促进快复课,如东北林业大学在布告中就规定了对逾期不复课的学生进行学籍处理。总之,只要北京学生没有大的举动,哈尔滨的大学生再不会上街游行了,罢课的学生也会尽快复课。

在摘录黑龙江省委开于复课情况的报告后,有必要再摘录黑龙江大学校方与学生自治联合会就复课问题进行协商,并取得较好效果的情况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主、协商、温和方式的力量和作用。

黑龙江大学近日就复课」事与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进行了坦诚的对话,由于坚持了疏导、谅解的方针,对话效果较好。学生联合会代表己赴京劝说该校学生返校,部份学生已经开始复课。

黑龙江大学是哈尔滨地区高校中最先走上街头游行的学校。近一个时期,校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组织领导了全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五月三十日,校党政领导与联合会代表进行对话。校长徐兰许在对话会上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我以老师和校领导的双重身份与同学们谈、心。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能够充份理解的。」学生代表提出请学校正确评价黑龙江大学同学在这次学潮中的表现。徐兰许说:「尽管我们不赞成罢课、绝食等方式,但我们注意到黑大的广大同学在学潮中表现是好的,表现了一定的理智和克制,黑大的同学还是可爱的。」学校领导在充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之后,还坦诚地阐述对年轻人的看法,徐兰许说:「时代是发展的,年轻人早晚要主宰这个世界。年轻人的愿望总是美好的,但一些想法有时不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学生代表、历史系的张志伟在对话会后说:否领导的谈话坦率、亲切,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训人,容易使人接受。」

徐兰许等领导多次强调,当前的大局是尽快复课,恢复教学秩序,同学们考虑这个问题,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学生代表也认为,当前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是必要的。在这个大局下,学校领导对联合会在复课问题」的」畦」作法表示谅解。例如,由于学校教学秩序还未转入正常,学生代表不同意立即解散学生联合会,学校领导表示理解,但指出,正常教学秩序恢复后,必须解散学生联合会,这一意见被学生代表所接受。学生代表也能体谅学校的苦衷。这个学校还有三十多名学生在北京参加学潮,学校领导很着急。学生代表表示,派三名同学赴京,配合校方劝说同学们尽快返校。

在与学生代表对话中,校领导坚持原则问题不让步,画量把学生们的观点引导到党中央的立场上来。学生代表提出在校园内开辟「自由民主墙」。学校领导认为,同学们对国家和学校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是好事情,建议开辟「批评建议专栏」,并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意见得到学生代表的认可,并写入双方的「对话纪要」。学生代表提出成立一民主与法制研究会」校领导指出,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校将大力支持,要将这个研究会纳入学校社团管理的正常渠道,并答应由学校两名党委副书记担任这个研究会的顾问。

校领导与学生代表否话纪要」广播后,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三十一日,已有四百多名学生开始上课,到教室、图书馆看书学习的同学明显增多。南楼门前的大小字报已清理乾净。但是,也有一些学生坚决反对复课,哲学系、中文系的大字报称,「和民族前途」,误几天课有什么了不起?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复课。」号召学生们罢课到底。学校领导认为,学生中坚决罢课的是少数,多数学生是在观望,他们在观察北京的学潮事态,学生中有许多人有尽快复课的愿望,但又不甘心辜负北京静坐学生的、心愿。

「民主的圣地」

三十一日,海外报导计十三篇,其中较有意思的是一篇关于「天安门广场情况的专稿」以及布什政府对中国学潮的态度。兹摘要如下。

一。《纽约时报》三十一日发表了题为二个小神巾在谋求民主的运动中诞生」,主要内容有: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正在中国官僚集团的中心驻地进行一场激烈的争权斗争,在离那仅几百米的天安门广场上,一小批没有什么经验的官员正在建立自己的社会**几乎可以说是一座隍7d展抗议活动的城市。

几千名学生在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中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他们鏖子自己的小政府设立了一个秘书处,建立了印刷所、财政部、物资部、宣传部、联络部,还成立了纠察队、特别行动队、一个小广播站、一个药房和三个医务站。

学生们在高高的杆子」挂起的不是中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色、蓝色或白色的校旗,以表明全国各地的大学都联合起来了。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吉祥物一尊二十七英尺高的自由女神像,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迎面而立。

来自武汉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周启辉(译音)说,「这是民主的圣地。要继续呆在天安门广场上,得要有巨大的勇气才行。而且,我们还得管理这里的人的生活。」

学生们成立的各个部设在总部里,总部外围有三道学生纠察线。有几段时间盘查得很严,得出示特别通行证才能通过学生警察的内圈纠察线。即使现在,也很少能获准同任何学生领袖对话。

但是,虽然学生们把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的社会看成是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战场,可他们并没有设立防御物,以抵御进驻首都郊区的数万军队。

学生们说,如果发生对抗,他们打算依靠首都市民的帮助。他们承认,如果军队半夜悄悄地进行镇压,他们大概会被打垮。但是他们说,这样,第二天会激起市民的愤怒,学生从而会得到更大的支持。

即使军队不进攻天安门广场,人们也搞不清楚学生们的这个小社会能维持多久。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已大为减少。现在,在那里安营扎寨的学生只留下数千人。学生们说他们至少要在天安门广场呆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会开会那一天,但是,到那天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学生们实际上完全避开了北京当局,因而也就失去了社会服务方面的一些福利,如清除垃圾和供电供水等等。结果,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不怎么适于居住的场所。

学生们成立的各个部同政府各部有天壤之别,它们大部份都设在香港捐助的红色或淡蓝色塑料帐篷里。但是,它们还有一点也同中国官方部门不一样,即一天二十四小时办公。

学生财务机构手里已经有了相当于近千万美元的款子。随着当地居民不像过去那样迅速捐助食品、饮料和其它东西,他们的钱会开始花得比过去快。

世界各地都在为学生捐款。例如,据报导香港的一次摇滚音乐会就为学生募到一百多万美元。但是,学生们说,他们一直无法收到海外通过政府邮政系统寄给他们的钱。

因此,学生财务人员不愿把钱存在政府的银行或邮局里,而是藏在广场外面的某个地方。他们还计划通过办报、记者招待会和扩音器来公布财政帐目。

河北大学统计系的二十一岁的韦椎(译音)在财务机构负责财政监督工作,他说:「你可以说这个地方就象一座小城市。但是,这里是一个纯消费社会,因为我们不生产任何产品。」

采购工作由物资部负责。为了控制每天的食品采购量,物资部要求广场上的各个大学每天派代表把呆在广场上的本校学生的学生证拿给该部人员看一下。即使这样,学生们的食品也主要是面包和饮料。一些学生已经抱怨说,他们缺乏各种维生素和蔬菜,也没有适宜的卫生条件。医务站现在已远不像两周前举行绝食时那样拥挤,得病的人大部分是小毛病,如感冒、喉炎或疲劳过度等。

从医务站的设备和药品来看,它们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医务站都属红十字会领导。有一个医务站的医生主要是处理需要急救的病人。病情危急的病人送往广场上的急救中心。

药房负责分发中药和西药,药品都是工厂指送的。充当药房的帐篷里堆放的好几百盒药一直没有打□''7d,自学生们举行绝食以来,各方面提供的葡萄糖水、盐水和一种很受欢迎的中国营养药一直很少有人服用。

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五月三十日发表题为「一个谨慎的人对中国照章办事」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布什真的清楚了解中国吗?在出现危机时,总统由于采取低调的、谨慎的态度而遭到报纸和政党人士的抨击。低调的、谨慎的态度已成为他的标记。专栏作家罗森塔尔以轻蔑的口气说,于民主进程中热情奔放的时刻,政府一直软弱无力。」自由派参议员克理斯.多德说,要有更多的创造性。保守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要求说,不,要更强硬。看来谁也不满意。

然而,当亨利.基辛格上周三召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到华盛顿参加一次秘密午餐会时,消息马上泄露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象理查德.霍尔布鲁克那样卡特任命的人,都一致认为,布什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差不多是正确的。如果他代表学生表示更强有力的态度,那么人们认为,那可能不必要地招致流血和疏远一个重要的朋友。此外,中国的领导人由于了心迷恋于继续掌权,不大可能会给予理睬。基辛格说,布什显示出明智的克制。他私下告诫批评的人不要再催逼总统大甚。

本报记者达斯科.多德尔从中国报导说,布什的外交手段在北京大街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一些学生对美国更深地卷入的想法很生气。一名学生说,「我们不需要美国的帮助。这是内政问题。但是,我们要感谢美国学生向我们发来表示他们支持的电报。」

对布什来说,中国发生的抗议活动反映总统经常遇到的两难处境,这种两难处境在电视时代扩大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二一国政府很难干涉另一国的内政,即使那个国家是你不喜欢的,如布什总统在巴拿马和尼加拉瓜遇到的情况。当那是」个友好国家时,不管是南朝鲜、中国还是别的国家,你会感到更困难得多。确实,那关系到你的全部关系。」

但是,当美国人眼看其它国家人民向他们的压迫者、特别向共产党领导人发出抗议时,他们渴望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要求白宫作出表示。一位总统必须斟酌他用词的口气,要讲得响亮,好让抗议者听到,但是,不要响得煽起骚乱或断绝政府关系。最严重的错误是,间接地鼓励叛乱,然后在叛乱遭到镇压时袖手旁观。

对布什来说,在中国出现的两难处境由于可能继续骚扰他的总统职务的特殊环境而加剧了。现在,美国的电视镜头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一场起居室革命,大大加强了对布什的压力,要他作出引人注目的支持姿态。然而,布什几乎对用辞感到为难,不能容易地表达该国最深切的感情。此外,如果布什总统代表学生示威者表示太强有力的态度,中国的强硬路线派可能会设法提出布什过去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从而在政治」赢得分数。

不管怎样,政府主要关注的是,保持过去四位总统培育起来的同中国的关系。一位官员上周说,「我们本世纪来第一次同亚洲的所有主要国家持有建设性的关系。」他认为,苏联仍然威胁够大,因此美国和中国希望亲近,两国还对两个朝鲜、对印度支那、越来越多地对台湾采取共同的态度。北京政府除了派往美国的四万名学生外,还认为美国是它解决技术和贸易问题的关键,而美国企业界则希望在中国开辟更大的市场。

一位政府官员担心,对中国和布什政府来说,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前固。如果发生暴力镇压,那很可能在美国引起一场风暴,要求布什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位官员说,但是,政府争取防止在本国出现五度的反应」。他说,虽然政府将对镇压「垂不遗憾」,但是我们将妻不,我们希望中国能返回到其改革的道路」去,我们希望我们能保持我们的关系。布什将再次照章办事,而这一次他将真正地受到斥责。

北京市委紧急报告

根据李鹏的指示,李锡铭、陈希同以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开于动乱的实质」的报告,这份报告于六月一日送交给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在为天安门清场提供一个合法而必需的依据。这份报告对事态的判断和估计远远脱离了客观实际,把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描绘成试图进行武装夺权的恐怖分子,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极少数人」要进行「反革命暴乱」,这无疑为即将采取的不惜以武力进行清场找到了最好的藉曰。现摘录报告的主要内容。

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

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徵,是中国西向世界的一个窗曰。一个半月来,特别是戒严令发布后,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其用心十分清楚。

第一,把广场作为与党和政府进行最后较量的指挥中心。五月二十五日,北师大贴出署名衅兵」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称「广场已成为」面民主爱国的旗帜,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震中和心脏」,提出「广场的学生队伍不能撤」,「不然就意味着学生运动自动地取消了作为先锋队的标志」,二俎样,不仅使已经树立起来的大学生的权威和号召自消自散,也使各界、各层人民自觉地产生的保卫学生的行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这更不利于这场民王爱国运动向全国扩展」。二十七日,贴在北师大的另一张大字报提出,召简天安门广场队伍,使其组织更加严密,指挥更有效率,行动更加迅速,继续发挥它的核、心阵地作用和信息中、心作用。」可见,极少数人就是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忧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日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干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戒严期间,拼凑敢死队去城外堵截戒严部队,调集痞子冲击公安机关和新闻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罗致「飞虎队」四处联络,等等,无一不是极少数人在天安门广场策划和指挥的。

第二,继续把广场作为反革命舆论中、心和谣言制造中心。在广场上午,由极少数人非法架设的高音喇叭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进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推翻现政府的反革命宣传;反复播放「美国之音」和港台一些报刊、电台的反共反华宣传和歪曲报导。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幕后策划者和敌对分子也通过广播为喜同自联」等非法组织撑腰打气。广场」不时传出种种蛊惑人心的谣言,诸如「一些老同志反对戒严」、「要求退党」、部队内部在戒严问题」产生尖锐分歧和对立」、「万里回国后被软禁」等等,无一不是从广场传播到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借以继续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

第三,以天安门广场为基地,不断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策划在广场制造流血事件,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他们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会儿在广场建立所谓「自由寨」,一会儿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一个什么女神像,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这个女神像是「高自联」要求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做的,开始叫「自由女神」,后感到太露骨,改称「民主女神」。最初只说在广场放一两天,但是在树立时宣读的《民主之神宣言》中只字不提撤离的事,反而叫嚷这百疋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破坏的行动,人民都是绝不会答应的」。极少数人策划和组织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要使广场成为动乱的第」线指挥中心,成为反革命舆论的宣传中心,成为各种敌对势力的麋集地,成为向党和政府发起新的攻势的基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在戒严令发布后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

戒严令发怖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提出了新的具体纲领,最主要还是两条:一是取消戒严令;二是罢免李鹏,杨尚昆、邓小平下台。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央人民政府,其颠覆政府的罪恶用、心昭然若揭。为了实践这个目标,他们利用政府和军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高自联」号召北京以至全国学生「全面罢课,全部离校,全民宣传」,一些学生接受:同自联一的安排,拿着「高自联」发放的钱,带着标语、传单到北京的工厂、农村、中学煽动罢工、罢课,掀起一反对戒严」和「打倒李鹏」的鼓噪,不少人还串到外地活动。

一些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迫不及待走到前台亮相,直接拼凑或公开支持各种非法组织,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后,又相继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吐谛队,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尼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份头头开会,提出退出天安门广场的六项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E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

在极少数人的组织、策划下,五月二十日宣怖戒严后,北京的大大小小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至五月三十一日,参加游行示威的单位有:高校六十一所,新闻出版单位六十二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单位一百一十二个,民主党派四个,还有外地三百三十二所大专院校的来京学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的所谓台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联合游行示威,二十五日的所谓孓市环城大游行」,二十八日的所谓孓球华人大游行」。但是,参加游行的人数一次恍一次少,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游行感到厌烦,不愿参加,尽管各校日治会」的广播仍在拚命鼓动,但上街游行的学生还是稀拉得很,松散得很。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生、群众失去了以往的激情,更由于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首先发难,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演伟起而响应,在他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徵询意见函。他们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或将几次不同日期、不同内容的签名者拼在一起;或不讲真情,欺骗别人,或盗用名义,强加于人,以达壮其声势,胁迫人大常委会接受他们*建议」的目的。严家其、包遵信还在香港《明报》发表什么《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时间,「要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取消戒严令」、「罢免李鹏」、「杨尚昆、邓小平下台」等口号此起彼伏,气焰十分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

海内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给动乱以大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这场动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海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直接、间接插手其间,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以大量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美国之音」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对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每天用三套节目,花十多个小时进行造谣和煽动,美国、香港、台湾的一些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这场动乱的歪曲报导,为极少数的所谓「民主精英」提供舆论阵地,发表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讲演、文章。美国、英国和香港一吐」人,给了一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元。这笔钱中的一部份用于购买帐篷、食品、电脑、快速印刷机和先进通讯设备。据了解,广场每日耗资约十万元。一部份钱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可得到三十元的报酬。台湾一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十万元台币。国民党的一个中委发起募捐一亿元台币,设立所谓一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会」。目前,「高自联」已接受海外捐款超过一千万元。国内四通公司等单位也给予了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被称为赵紫阳同志「智囊团」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也在戒严令发布后暗中向:「同自联」送钱。这是发人深思的。

正是由于海内外敌对势力和一此组织与个人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使:「同自联」等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强占天安门广场,酝酿着更为严重的挑衅事件。

为结束广场的不正常状况,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奏效

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后,依靠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干警和广大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的协同努力,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北京市红十字会连续三次派人做静坐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顾全大局,撤出广场。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多次派人同广场静坐的学生代表接触,劝说他们撤出广场。他们也表示,滞留广场的许多学生也愿意撤出广场,经过工作,有撤出的可能,但有极个别人扬言,「谁要和政府签成撤出的协议,就干掉谁。」事情未能办成。

高等院校的党政领导和教师,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到广场做动员说服工作,不少学生听从劝告返回学校,但其中有的学生返校后不久又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各省市也都派人专程来京,劝导外地学生返回本地。

戒严部队官兵也多次与学生进行座谈,交流对形势的看法,规劝他们从国家大局和民族利益出发,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收效甚微。由于极少数人的煽动和海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广场上仍有不少学生在那里支撑着。事实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这场动乱,绝不像善赤7d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自心,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党和政府进行最后较量、决战到底的。任何一厢惰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党和政府发动新的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竭力组织暴力革命

最初,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是忌讳同社会的痞子结合,同打、砸、抢沾边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日益感到了这吐社会渣滓的可用性,决心联合这股势力。于是,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五月三十日上北京日报》刊登通讯「短命的飞虎队」,报导揭露了这个组织在极少数人操纵下充当联络和宣传工具,充当别动队,冲击首都钢铁公司、冲击大兴县公安局和公安交通大队,夜晚扰民的事实。其十一名带头分子被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审查后,当天下午就有一些学生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抗议,最多时达千人。接着「工自联」三名头头被抓,当晚十一点多钟,北京大学有二三百人打着「抗议政府绑架工人」、「唇亡齿寒」等横幅走出校门,叫嚷「到市公安局要人」。五月三十一日「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组织学生围攻市公安局。这充份说明,极少数人已与社会上的痞子结盟。

极少数人还积极煽起反革命武装暴乱。五月二十五日「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战地讨论会,决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五月二十六日,他们提出要实现军事化,分五个组到全国各地发动群众。五月三十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出一张题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和分析」,该文称,「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要逆历史的车轮而行,就有可能使忍无可忍的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毫无畏惧地站立起来,旗帜鲜明地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其他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的,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抗衡、相斗争。并己还可能是因为一旦全体人民对共产党完全失去信心的话,进而就会有可能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为方式,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极少数人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这充份说明,极少数人己经决心同党和政府作拚死的斗争,不达目的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为此,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迅速果断措施,立即平息在北京的反革命动乱。

「西方的渗透、插手与颠覆」

根据李鹏的指示,国家安全部于六月一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开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像北京市委的紧急报告一样,这份报告被送往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为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找到了最好的藉口,因为二洹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直孟目的就是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现摘录报告的主要内容。

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武装干涉讨不到便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正平演变」这三不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勾当。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民主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一民主」、一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部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或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服从这一反革命战略的需要,他们采取了多方固的行动。

一,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布什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方针。据美外交官员私下称,美政府认为,对中国,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都已失败。今后只有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进行精神渗透,要用美式文明来影响中国走向自由化。

美国对中国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其手法多种多样。下面两件事就足以说明。一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到中国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国二十四所重点院校。美国新闻署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年派二十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当然,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明确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使馆,不无沾沾自喜地宣称:杯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近几年来,美国还陆续派出传教人员以教师、商人、医生和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华,秘密从事传教活动。美国「实用教育」组织成员,以给中国培训教师为幌子,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揉合在一起,进行传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美实用教育组织成员狂妄声称,二一早内要彻底改变中国」,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培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

一是「美国之音」的活动。「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空」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了心理战」的工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为了改变自己的形像,「美国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中美建交以后,他们开始举办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投群众之所好,以吸引听众。但是,形式变了,却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我们的观点」二,竭力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多数中国领导人是留苏的,没有一个留美的。美应在中国物色培养一批能理解美国政策,具有亲美思想的「美国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除了推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的机构,提供大量图书资料外,还通过国际访问计划,在我党政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每年邀请一百余名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特别注意挑选一些现在当权或有可能担任要职的年轻人赴美学习考察,希望在这些人中「有朝」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离任的美驻华大使说,「对邀请中国人访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现在,要有长远的目标。」

在我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美前总统里根曾在内部称:「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一九八二年当他得知中国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即表示「六万五千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特别重视对我留美学生的工作。一是重点作我留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的工作,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后能担任要职。二是利用各种形式对我留美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地了解美国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等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后,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三是对我留学生进行策反。美联邦调查局控制的歹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策反活动。对这种活动,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眼红,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美国在做中国留学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经落后了,要迎头赴上,加强对中国的「人才投资」

三,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美国的一些人,把体改委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人组建的体改所、农村发展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忙」负责人看作重点拉拢对象,不断在他们身上下功夫。美国大使馆在这吐覃位里,经常进行结交的有二十多人。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仅美国驻华使馆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务,就与体改委系统的十五个人来往近五十次,从来往中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入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写以「国际访问学者」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被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原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维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

一九八六年初,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乔治.索罗斯向体改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一百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六月,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乔治.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一咨向鲍彤汇报了此事。十月,陈」咨又与乔治.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赵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乔治.索罗斯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乔治.索罗斯一共汇来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一是体改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人的开支;二是进口了五十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书籍,三是拨出二十五万美元计划建立一个政治沙龙性的俱乐部;四是用于一氐量化事业。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美方主席乔治.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四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一九八八年八月,乔治.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戛现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说他已经跟陈忧四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梁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一九八九年五月,当乔治.索罗斯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乔治.索罗斯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四,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依托美在我国内建立的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召育」。这几年来,美先后在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士训和交流中心」。这样的培训对我方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图。美驻华使馆十分重视大连「工业科技管理培训中心」的作用,认为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未来领导人「全面展示美国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国内情的据点。在该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员承认:「这也许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世界所干的最严重的颠覆事件。」

五,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于美国。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二十多年的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应适时调整对华政策,要在发展美中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方回下功夫,妄图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后盾,争取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最后在政治上对美国也拱手称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为露骨,表现为对中国动乱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张胆地支持。在这场风波中,西方一吐一政治势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种手段,多方插手,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在:

一,大肆搜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北京发生动乱后,美总统布什亲自下达命令,要美驻港总领事馆密切注视当前的中国情况,并专门派一个小组到驻港总领事馆了解我国内事态的发展动态。美驻华使馆人员纷纷出动观察形势,并指示其渖阳总领事馆,要在东北三省大中笙巾各物色二至三名外籍教师搜集有关情报。

二,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国在京记者很快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抵达纪念碑献花圈,就有」此一」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录像、录音,对学生开始采访。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以后,驻京一忙」外国记者争先恐后地报导了这些非法组织的二曰言」、「号召」、「部署」和各项活动,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记者招待会和聚会,义务为他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传递有关信息。北大、清华等五所大学宣布「无限期罢课」,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电、外台提前宣怖的。学生只要有什么活动,外国记者总是先期到场。在此期间,三大国之音」等传播了不少谣言,如首钢工人罢工,党和政府已经制造了一份黑名单,等等。

在几个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舆论,进行恶劣导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一时「四二○血案」的谣言传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学生酝酿并开始了第一次对话,纽约《世界日报》在五月一日却转述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华府方面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很诡谲的一招,可能会造成学生领导层的分裂,而有利中共当局的分化与操纵」,恣意毒化我国政府与学生对话的气氛与关系。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工具更是竭力渲染广场」的「悲壮」气氛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推波助澜,把绝食学生往死路上推。

三,美驻华机构和人员直接进行策动。美驻华使馆一名负责人,连续四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声称「美政府非常关注这次有意义的运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在北大、人大、语言学院等十二所高校学习的一氐」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美一歧驻京记者与:同自联」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希等人弄不,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学习提供方便。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建反革命武装。美国务院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今年五月向美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份。中国西临很多问题,目前农村就有五千万流动人曰,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报告建议美国在适当时机向中国流动人口提供武器,组建反政府武装。

四,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在北京发生动乱后,马萨诸塞州纽敦城「国际学术中心」开放了四条长途电话线路,免费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使用。自五月十八日以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北京学生及西欧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的部份中国留学生,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党政领导机关人事变动方面的谣传,利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纸的传真机发到北京、」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混淆视听,煽风点火。

五,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中国民联」是在美国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败类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学潮一开始,「中国民联」立即呼应,发出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以及陈军、刘晓波等人的里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中国大学生应「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由」百*八名「中国民联」分子发起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向国内投寄重日全国同胞书》,公然叫嚣要废除「四个坚持」。」中国民联产伙同亲台的一中华公所」等成立「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与吾尔开希、王丹等」同自联」头头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提供经济支援和宣传器材。

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

在这次动乱中,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由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情报组织已派遣数十名特务,除了搜集情报,还进行心战策动,有的还企图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联络,千方百计地介入到学潮当中。台湾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在:

一,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学潮开始以来,台湾特务组织和境外敌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宣传品,其内容包括: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台湾特务机关连续抛出十份所谓召大陆上勇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慰问信」等,吹捧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开拓者」、一反共救国的先驱」;煽动这次学潮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反「专制」运动。有此传单和反动刊物的文章叫嚷「放弃四个坚持,驱逐马列主义,消灭共产党,迎送共产主义,扛走邓家帮」;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专制、野蛮、法西斯专政的党」;攻击我国现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煽动学生石织宣传队,走出校园与工人运动结合」,「进行示威、游行、演讲甚至罢课」。台湾特务机关和境外敌对组织加紧派人入境搞串联活动。他们分别以探亲、旅游、经商等名义入境活动。他们的使命是,「联络学运」,策反「学生领袖」,沟联各种非法组织,企图引导学运朝向所谓全面抗暴运动」。

二,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台湾当局组织各界积极声援这场动乱。「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带头捐款十万元新台币。台湾「救总」捐款二十万元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一亿台币,设立「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学生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万港元,后又称已筹集三千万港元。这些钱准备分批带入,已派出一个声援团送一百万港元到京。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现金,还提供了动乱所需要的种种现代化装备,如高倍望远镜、步话机、帐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者打「持久战」。

三,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谣言。早在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刚抵达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时,《南华早报》等十多名香港记者便开始了采访学生活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后,《香港虎报》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表评论说二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来的第一个非官方学生组织,标志着这个国家学生运动进入新纪元。」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学生和群众冲击新华门,港台报纸大肆渲染。香港《快报》摄影记者不听劝阻,强行拍照,被制止带离现场后,他向该报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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