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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四”真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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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七大游行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地再次掀起规模巨大的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而原本没有上街学生游行的沈阳、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四.二六"社论不仅使学生运动的范围扩大,更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无疑,对"四.二六"社论反驳最及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推北京的"四.二七"大游行。为了对付这次游行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由于四二七学生游行秩序井然,三十八军执行任务的部队基本没有介入。

以下摘录安全部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给中南海的报告。

"四.二六"社论播出当晚,北京的学生运动组织者就在中国政法大学开会进行紧急磋商。二十六日上午九时,"首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场的大标语写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二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高自联"主席、中国政法大学八五级学生周拥军代表"高自联"发言:"我们现在有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首都高校学生联合会;二,要求公安部长王芳就‘四.二二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道歉,因为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了歪曲报导,违反了新闻报导真实的最基本原则。"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说,"我们不会放弃所提出的争取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的要求。如果政府不同意对话,我们就上街游行。"

一位女学生说,"我们从未号召推翻共产党或政府。我们学生进行的是和平的、爱国的抗议活动,"四.二六社论"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一位藏族学生说,"政府必须承认我们的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不反党。他们曲解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要斗争到底。"

一位学生强调说,"我们的事业是合法的,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如果政府不同意对话,我们就上街游行。"

当外国记者问到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时,周拥军回答,"《人民日报》社论是造谣污蔑,只能是激化矛盾,是政府压制学生。"

当香港记者问《人民日报》社论是不是发出警告,要进行镇压时,他们回答:我们认为是警告,是恐吓,我们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政府采取强硬行动,我们提醒政府,玩火者必自焚。""《人民日报》社论把我们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动乱,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据悉,今天上午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都贴出了"学生自治会"的通知,号召学生"参加二十七日上午八时举行的首都高校学生联合大游行,会师在天安门广场,自带水、乾粮。"

"四.二七"大游行就在这一基础上酿成了。安全部提供给中南海的报告及其详细地记录了这一经过。我们认为这一报告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四.二七"大游行的经过,特摘录如下:

今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三十多所高校约五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整个游行过程,学生们秩序良好。一位围观者说,学生游行气氛使他感动。

上午九时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在中关村路口汇合。游行队伍打的横幅有:"血谏政府""为了中国的前途,九死不悔!""没有自由,毋宁死!""我以我血荐轩辕!""妈妈,我们没有错!"等,在中关村路口,警察组成四五排人墙予以拦截劝阻。学生代表和警察进行平静的交涉。游行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则有节奏地高呼:"让开!""让开!"

九时十五分左右,游行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冲挤,突破警察的第一道劝阻线,向南行进。这时学生高呼:"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保护人民!"

十时左右,北大等校学生和人民大学队伍汇合,位于南面的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方交大、中央气象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队伍向北迎接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校的游行队伍。他们冲破人民大学南侧的警察第二道劝阻线后向警察设置的第三道劝阻线---白石桥方向行进。这时学生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民心不可侮!""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失民心者失天下!""历史作证,人民必胜!""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和平请愿,绝非动乱!""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官倒不倒,人民不平!""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等。

在沿中关村、友谊宾馆附近的马路边以及长安街两旁,都站满了群众,有的甚至爬到屋顶上、树上。每当一个大学的游行队伍出现,群众就鼓掌,并打着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这时学生高呼"人民万岁!""理解万岁!"等口号。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打出的横幅是:"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为民请愿,虽死犹荣!"尤为醒目的是他们举着的三大块标语牌:

第一块是邓小平和列宁的语录牌。抄录《邓小平文选》第一百三十四页和一百三十五页的内容,其中用红线加以强调的是两段话:"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还抄录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三百五十二页关于人民自由的语录。

第二块标语是"起诉书"。原告:北京高校学生;被告:人民日报社;事实与理由(大意是):自四月十五日以来,首都高校学生为悼念胡耀邦同志,促进民主建设而举行了正当合法的活动,而人民日报社论却把这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日报犯有侮辱、诽谤罪。

第三块标语牌摘抄《宪法》第三十五条、三十七条、四十一条,其中主要摘抄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等条款。

下午一时左右,由白石桥方向来的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行进到西直门立交桥,和在这里等候的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在一起,然后沿长安街东进。

沿街围观的群众有的拿着饼乾,有的拿汽水送给学生,还有一位青年人提着一壶茶水,拿着碗,呼喊:"学生们,请喝水。"

游行的学生们无论是被劝阻的时候,还是行进的时候,秩序都很好。每个学校都由戴着纠察袖标的学生纠察队将各自学校的学生围起来,不让外人进入,学生队伍每突破一道警察的劝阻线,学生和围观的群众就鼓掌欢呼。

下午四时四十分左右,学生队伍的前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警戒线,并沿广场北侧继续向东行进。下午六时左右,在天安门前,一位学生拿着半导体扩音器不断向学生喊:"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人民大学同学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三十八军的一个师的兵力乘卡车撤离。因此,我们临时决定,给政府一个台阶,不进广场,经建国门沿北二环路返回,明天继续罢课,直至最后胜利。"这时,学生和围观群众鼓掌。

游行队伍在东西长安街,绵延几公里长。一些学生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

"妈妈,我们没有错!"这条横幅一出现,沿途围观群众就鼓掌。一些人看到这条横幅,流下了热泪。

下午六时四十分左右,最后一队游行学生---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经过金水桥畔,向东走去。晚些时候,游行学生沿北二环路返回各自学校。

据公安部一些同志分析,今天的学生游行是有秩序、有纪律的,显得冷静而有策略;所提口号有策略性,游行中尚未发现横幅或标语中有反动内容;行动上不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他们原先游行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冲破层层阻拦进入广场后,却沿北马路穿过,未在广场停留,事出预料。

安全部续报:

昨天的游行直到今天凌晨一时左右,清华、北大、人大、师大等校的学生才陆续返校。人大一些学生举着"欢迎勇士们凯旋"等标语欢迎游行学生归来,北大游行学生还在校门口受到了放鞭炮、唱《国际歌》的夹道欢迎。

参加游行的一些学生有以下反应:

一,人大一些学生说,北京市公安局再三强调不许游行,但我们还是游了,而且胜利归来。虽然警察多次封锁,但都被我们冲破,队伍畅通无阻。清华有的学生说,为什么上那么高的纲?现在我们出气的目的达到了。

二,"没有群众的支持,不会有游行的成功"。许多北大学生说,在游行的路上,群众纷纷解囊,有的买包子、汽水、面包。一个学生说,这一天我几乎吃遍了北京市所有的冷饮,都是群众给的。有的学生口袋里塞满了群众给的钱。在复兴门,许多群众拦住了支援的军车。一个老头柱着拐杖对战士说:"可不能打学生啊!"

三,许多学生说,"警察并不可怕"。清华一些学生说,当听到"人民警察爱人民"时,有的警察背过脸笑,转过脸来又板着脸,警察也够可伶的,他们也是不得已。一些人大学生说,起初还怕警察动武,所以争着要去,"多一个人就少一份挨打的危险"。后来人多势众,游行的学生又团结,所以我们走过来了。

清华部份老教师说,昨天上午校领导很紧张,怕出事。下午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认为,昨天不打学生是英明的。一日流血局面将不可收拾。清华一些教师说,看到百姓为学生送水送饭的情景,十分痛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场面。我们党革命这么多年,怎么会这样?事情过去后,共产党应该检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今天,北大出现了"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志不休"的标语。

二十八日,首都各大报纸对"四.二七"学生游行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这是胡耀邦逝世以后对学生示威游行第一次比较客观、公正的报导。学生和社会反应良好。原因何在呢?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书议

原来,就在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主管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动找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主要报社负责人进行座谈,强调了新闻报导的重要性。现根据有关会议材料整理。

座谈会一开始,这些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几天不知被多少人骂了。社会上的人骂我们,报社里的记者骂我们。不少记者都去采访游行的学生,也到大学里去与师生交谈,可他们写的稿子都压在我们这些人手里。记者们向我们发牢骚,说。学生们现在都不愿与我们谈,都愿意向外国记者谈。因为我们不会发表他们的谈话,而外国记者会报导他们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如何掌握对这次学潮报导的分寸,希望中央拿出明确意见。"

胡启立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

在谈到如何报导这次学潮的问题时,芮杏文说,"我们的新闻战线的确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不能几十年一贯制。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新闻改革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新闻报导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失实。"

在回答有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处理一事时,胡启立说,"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是报告过中央的,中央支持上海市委的处理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胡启立、芮杏文表示愿意就新闻改革问题与记者进行对话。无疑,这次谈话,给原本十分沉闷的新闻界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报社总编辑的胆略比原先要大一点了。

面对胡耀邦逝世以来规模最大的"四.二七"北京学生大游行以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李鹏感到十分难堪。他原本以为社论的发表可能起到平息学潮的作用,想不到事与愿违,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面对这一局面,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一些中共元老纷纷向李鹏等人询问情况,要求作出新的对策。李鹏想到必须做三件事:再发一篇社论,再发一个通知,再开一次会议。

二十七日下午,李鹏与袁木谈话,要求袁木再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李鹏说:"社论的主题就是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就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根据李鹏的指示,袁木起草了《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并于二十八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袁木在文中对大学生们说,"一切单纯的善良的青年学生,都应当懂得,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事件中,往往是鱼龙混杂,居心叵测者正等待着你们的感情冲动和行为失当而混水摸鱼。""如果听任各种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如果听任各种‘夺权’和‘抢占’蔓延,如果到处罢课、串联,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场全面性的动乱。"语气比"四.二六"社论略有缓和,但仍然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难以让学生接受。

李鹏的第二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李铁映,询问国家教委的对策。李铁映说,"我已经告诉何东昌同志马上再发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广泛深入宣传中央的有关精神和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同干部、教师的对话以及在适当时机开展同学生的对话,对学生串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特别要防止有人到中小学串联和煽动闹事。"李鹏说,"《通知》中一定要强调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二十八日,国家教委向全国教育系统发出了第六个《通知》。《通知》说,"当前北京的局势仍很复杂,一些学校不时出现大小字报,蛊惑人心。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份干部、教师的思想认识还没有统一起来。特别是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言行尚待揭露的情况下,群众对社论不易完全理解。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稳定学校局势的工作,特别是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仍然十分艰巨。"《通知》还说,"这场斗争是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有一定策略的人,在国外势力的配合下,经过相当时期的准备挑起来的。他们制造这场动乱是有长期准备和预谋的。我们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根据当前的情况看,北京局势的平稳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工作十分艰巨。"

李鹏经与杨尚昆等商量,决定于二十八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就如何平息学潮进行部署。为了更进一步向中央政治局反映北京高校的"严峻局面"情况,李锡铭、陈希同决定在二十八日上午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寻求对策。

二十八日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全市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一开始先由北大、清华、政法、人大、北师大等院校负责人介绍情况。这些高校负责人反映,二十六日晚当学校得知第二天学生要上街游行,便动员党团干部去学生宿舍进行劝导。北大"学生自治会"五名头头曾表示"我们可以不组织同学游行,但同学们执意要去,我们还得出面组织。"政法大学领导与"自治会主席"周拥军谈到凌晨三点,周同意不搞游行,学校为他提供一辆车,让他去通知北大、人大等校学生,但周未实现诺言,第二天仍上街。清华"和平请愿委员会"曾于二十六日晚宣布解散,但深夜十一点又传出成立联络组的消息。总之,现在学生是反反覆覆,看来不达到和中央对话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针对这些情况,很多高校领导建议:一是中央应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等现象,干几件漂漂亮亮的实事,这样群众的情绪才会安定下来。同时,还要把学生中忧国忧民的合理情绪和动乱分开,否则会失去一部份群众。二是中央有关领导应该出来和学生见面,让他们发发牢骚,耐心听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也可能使学生平静下来。三是现在学校与学潮组织者谈话时口气都较硬,对他们提出了开除学籍、开除团籍等严厉警告,但是这些校纪、团纪处份今后能否实现,学校很担心。如果兑现不了,将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他们希望上面有个明确的尺度。

在听了高校负责人的汇报后,陈希同对平息学潮作了进一步安排:一,各学校回去要总结经验,根据《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精神,找出差距。

二,要千方百计争取中间群众,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时也要同学生开展理论斗争,从理论上说服他们。

三,如果再出现游行事件,继续采取克制态度,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样做,不是政府软弱,而是从稳定大局考虑,如果在游行中真有人受伤了,让他们抓住了把柄,对大局不利。

四,解散非法学生组织。若他们又重新组织,则继续解散,和他们开展拉锯战。

五,积极分子也应贴大字报,把他们的大字报盖住。

李锡铭强调:"要把这场斗争作为政治斗争来看,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不转过来,应尽快转过来,特别是党内同志要头脑清醒,不要被学生搞得乱七八糟。"

二十八日上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李鹏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原则分歧,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却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在赵紫阳出国期间中共高层对学潮的看法并不一致的。现根据会议纪录予以综述。

李鹏:"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在全国人民头脑中敲响了防止动乱的警钟,对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采取了预警措施。这对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北京的局势很有利。当然,一些教师、学生、社会上的群众对社论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还不能统一到社论的精神上来,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这场动乱是由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进行长期预谋和准备的结果,是蓄谋已久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份认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接着,陈希同汇报了上午北京市高校负责人会议的情况,何东昌汇报了全国学潮情况。一些政治局委员争相发言。

杨尚昆:"我看了一些材料,不少人对社论中的"动乱"和"严重的政治斗争"的提法有意见,认为定性过高。我看,他们对社论中的提法有意见主要是没联系上下文看,社论中的"动乱"是在列举全国各地一些不正常现象后提出的。这需要我们在适当场合作出说明。我认为绝大部份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对学生的行为总的是要疏之导之,不能压。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学生上街游行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昨天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我们都没有强行阻止,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克制和宽容。但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安定团结局面的来之不易,一味地游行、罢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还将走向事物的反面。"

乔石:"仔细分析,学生由悼念耀邦同志到最近的连串行动,有不少是出于一腔热血,为国担忧的。学生提出的口号中,有不少是与中央一致的,例如惩治腐败,加强廉政,重视教育,依法治国等。但是,学生们的行为缺少理性和冷静,不少人随大流,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快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的对话,增加透明度。"

杨尚昆接着说:"乔石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应该要求各地各部门与学生乃至教师、工人等开展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对话。北京可以带个头。"

田纪云:"但次学潮在群众中同情、支持者为数不少,这是因为学生所提一些回号在群众中很有吸引力,容易与学生形成共鸣。所以,中央通过这次学潮也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乱?有个别坏人利用学潮这不可否认,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给人以把柄。现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什么太子班、秘书班、女婿班在掌权,老百姓一听就心寒了。党的威信已经降到了很低点,不端正党风,就不能消除腐败,动乱仍不可避免。"

薄一波:"学潮发生以来,国外对我国的政局进行说三道四的又多起来了。我刚刚看了昨天的《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题目叫《中国改革的前途》,说今后十年中国可能出现的十种前景。其中九种前景都是可怕的,只有"加速激进的改革"才是光明的。而加速激进的改革就是要我们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言下之意,中国现行的改革没有出路。国外大量散布这种论调,目的是给学潮鼓劲,搞乱我们的党心、民心。"

宋平:"确有一些人想利用这次学潮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励之在二十五日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鼓吹说,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就应当抽走它们的资金。真是厚颜无耻、赤裸裸的卖国。"

陈希同接着说:"北大的民主沙龙的幕后指使者就是方励之和他的老婆。他们公开把矛头直接对准小平同志,污蔑小平同志"垂帘听政",在这次学潮中造成很大影响。我在前几天的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北京高校负责人作过说明。我说,小平同志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关于小平同志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三大曾有过明确规定,小平同志虽然不担任党内领导职务了,遇到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仍然可以向他请教。小平和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大家听了我的解释后,认为这有利于澄清是非。"

姚依林:"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学生们是带着历史的使命感自觉参与这场运动的,并无人在背后操纵。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李鹏接过话题举例:"除了方励之夫妇,还有西单墙时期的一些非法组织头头,还有从美国跑来搞签名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帮学生出主意,一些新闻记者也开始为学潮鼓劲。在北京高校,每天都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在校园出入,约见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出谋划策。还有,国民党在二十六日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公开支持这次学潮。这说明,这次学潮的背景已越来越复杂了。"

李锡铭:"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公开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向合法的校团委、学生会夺权,得到了一些反动势力的支持。前几天,法新社记者采访了北师大一个叫吾尔开希的,这个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只有二十岁,维吾尔族人。经了解,他在北师大读书,学习成绩是班上最差的。这样的人,懂得什么叫策略?还不是有人背后帮着出主意。这个吾尔开希狂得很。以,我们要尽快揭露这些人,让人们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

杨尚昆:"听外交部反映,最近一个星期,海外对这次学潮已越来越关注。先是一些留学生表示关注。如美国波士顿地区留学生二十四日已到我领馆前进行示威,已宣布成立《中国学生团结联盟北美分会》,陈军、胡平等人发表"至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等;二十六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第一次就学潮发表评论,对我们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表示遗憾,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私下里向我使领馆了解我国的政局动向,希望我不要采取严厉措施,香港市民也密切关注这次学潮,并将我们如何处理这次学潮与香港回归问题敏感地联系起来,徐四民(政协委员)、廖瑶珠(人大代表)等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呼吁政府与学生早日对话,不要对学生采取武力。"四.二七"学生游行,我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阻止,国际上反映是比较好的。"

胡启立:"随着学潮的持续,新闻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报社记者写了不少有关学潮的报导,都被总编们压着。一些记者心里有气,说他们遭到学生骂是替别人受气。已经有不少报社负责人向我反映了这个问题,感到有压力。《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些记者已越来越强烈地呼吁要求进行新闻改革。《世界经济导报》遭整顿后,全国新闻界反应非常强烈。刚刚得到消息,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如吴祖光、严家其、戴晴等三十余人正在散发题为《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当然,我们支持上海市委的决定。同时,我们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与新闻记者进行对话,并适时地进行新闻改革。"

李铁映:"但次学潮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一些大学生已经到北京市的十四所中小学进行串联,要求中小学生也上街游行,这种情况非常可怕。教委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切实加强对中小学的工作,严禁有人到中小学串联。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这次学潮不仅仅限于北京一个城市,全国一些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学生游行;二,非法学生组织正试图从北京向外扩展,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已有的合法的全国学生组织;三,学潮不仅得到了反动力量的支持,也得到了一部份民众的支持。所以,对这次学潮的处理难度很大。正象李鹏同志所说,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会议决定: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安排,于二十九日下午,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对话。三十日下午,由李锡铭、陈希同等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同时,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多渠道的对话。袁木、何东昌列席了这次会议。

"学生示威游行冲击有多大?"

就在学生"四.二七"大游行那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在《世界日报》发表了题为"学生示威游行冲击有多大?"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通过新华社、国防部和安全部多个渠道送达中南海。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现摘要如下:

中国大陆的学生示威象征着中共已出现第二次的"正当性"危机。虽然此一危机相当严重,但是我不认为这会危及中共的生命,甚或迫使他们从事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危机的短期政治影响相当有限。

第一,是学生和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强有力的联系。学生也无法接近传播媒体去联络其他社会团体。

第二,任何主要的社会团体均未绝望到采取激进政治行动的地步。工人仍然拥有红利和其他福利,农民享有经济自由。他们仍然记得十年前的苦日子,他们会抱怨、罢工或偶尔示威,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想要去推翻政权。学生也是同样的情形,一进入大学,他们就成为一个特权团体,而置将享有美好的前途。如果中共处罚少数学生领袖,将可迫使其他学生回到教室,而他们将等待另一次示威的机会。

第三,中共在此剔除了压制别无良策,领导阶层无法因示威而放弃任何政治权力,因为这将减弱他们控制经济情势的能力,而结果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反对势力和失去更多的权力。换言之,中共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安定得足以采取政治改革,面临此一情形,中共领导人似乎已有共识要求严格的纪律和严厉控制社会。

最后,中共有足够的军警力量可随时压制示威活动。虽然中共政权没有足够的把握从事政治改革,但还没有衰弱到被推翻的程度。短期内,示威将不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而当政者和知识分子间的冲突,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上的固定特徵了。

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

《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直接导致全国新闻界的广泛抗议,进一步促使赵紫阳加快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心;更成为江害民得宠于邓小平等党内元老,并最终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政治资本。为了客观反映当时中南海所了解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经过,现将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择要摘录(注:此前,中共上海市委已有报告向中央书记处、中宣部作过说明:

四月二十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从香港四月十七日的《华侨日报》得知,《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同志。为了了解社会思想动态及《导报》有关内容,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了解有关情况。钦本立同志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四月十九日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的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同志请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阅,钦本立同志当场答应第二天一早即送到。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清样还未送达。下午,市委宣传部打电话到《导报》催问,当时找不到钦本立。到十六时左右在《解放日报》社找到钦本人,他说,清样刚刚送去。十六时半,曾庆红、陈至立同志收到清样,阎后,请办公室打电话约请钦本立同志谈话。

晚上八时半,曾庆红等同志与钦本立同志讨论四三九期《导报》清样问题。他们耐心地向钦指出,上海各报都宣传了胡耀邦同志的优秀品质,表达了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激发起人民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热情,这本是报纸应尽的责任。《导报》这篇长达二万多字的报导中,有一些段落是比较敏感的,拿到报上公开发表不合适。现在学生上街、集会,其中有极个别人喊出了出格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高校的教师、干部日日夜夜在做工作,花了许多精力,尽量使学生保持稳定,使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在这种时候要考虑舆论宣传的社会效果。因此,为了爱护《导报》

它能够更健康地办下去,建议对严家其、戴晴等人发言中直接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为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平反"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的部份内容作删节(约删五百字左右。如删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严家其要党中央"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则大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大谈几位总书记的命运,说什么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鼓励学生和群众上街游行,说"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等)。可是钦本立同志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同志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此外,人家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有关敏感问题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同意就发表也是极不慎重的"(据了解,有几位发言者听说此事后,也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同意过公开发表他们的发言)。钦还是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在这种情况下,曾庆红向江泽民同志汇报此事。

江泽民同志将此事告诉了汪道涵同志一汪是《导报》的名誉理事长),然后一起赶到办公室。江泽民同志严肃批评了钦本立同志。道涵同志看了清样以后说,在目前情况下,把那些敏感的内容发表出去不合适,我们对党负责。有的问题可以通过内部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这篇座谈会发言报导中还谈到耀邦同志近一、二年的一些谈话,现未经组织和耀邦同志家属核实就发表也是不慎重的。汪道涵同志还对钦本立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党性原则,删掉若干段落并不影响整个版面,而且二十二日上午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消息和赵紫阳同志所致的悼词都不登,也是不符合事实上的政治和新闻要求的。这时,钦本立同志才同意了删节后印发。但当钦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时,令人惊异的是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导报》对外号称发行三十万份,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份订户,这就是说,这里在讨论清样是否要删节的过程中,那边报纸已经开印。钦本立同志又打电话对发报纸的同志说,已经印好的报纸不发。然后说定,钦本立负责删节,早晨再由汪道涵和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看一下。

二十三日清晨,汪道涵同志发现未经修改的报纸己送到他家,立即打电话给《导报》副社长蔡北华同志。蔡北华说,他在二十二日晚八时已经收到了报纸。汪道涵同志马上打电话批评钦本立同志言而无信。

据了解,钦早就决定四三九期报纸要提前印刷发行,以便赶在四月二十三日前,即耀邦同志追悼会前送去北京发行。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导报》电告《解放日报》有关车间,本期报纸要提前印刷,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左右报纸开始印刷,随后,部份报纸当即送有关方面和个人,还有四百份左右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

与此同时,二十三日早晨,海外一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导报》的消息。我们了解到,这是《导报》北京办事处约见和电告一些海外报纸驻京记者的,希望得到海外舆论压力。当天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尽早编排付印,钦本立同志当时提出了改排方案,并向市委表示要尽快出版。当晚,钦本立就在家里召开编委会,他在发言中说:"我本来就认为没有什么错,这些删去的内容正是我们的报纸要说的。"并攻击小平同志,"我就是要邓小平(在胡耀邦同志辞职问题上)检讨。邓小平早检讨,早主动,早得人心。他要检讨,我们就拥护他。"

二十四日上午《导报》电告《解放日报》社排字车间要求协助。十时多开始发稿,至下午五时左右工人打出六份新大样,由《导报》同志取走,讲好第二天来改样,但直到第二天傍晚还不见送回大样。其间,市委宣传部多次打电话到《导报》和钦本立同志家里催问,均被推托。傍晚,印刷厂厂长主动打电话到《导报》编辑部,均没有人接。再打电话到钦本立家,回答说钦不在家。据了解,当时钦本立已转移到上海西郊的樱花渡假村"看病"去了。

二十五日晚,《导报》给市委送来一份"紧急报告",以"不激化矛盾,不扩大事态"为由,坚持要发行未经修改印好的那份报纸。最后以"专此奉告"结束。这就意味着,并不需要市委意见,他们要把原四三九期发行出去了。

至此,二十六日凌晨一时,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上午十时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导报》问题。重申四三九期原版不能发行。鉴于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作出停止他的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下午,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并立即开始工作。由于《导报》的有关同志思想有抵触,不肯在改排的四三九期大样上签字付印,最后,在整顿领导小组主持下,由《导报》副社长蔡北华同志(原来不负责报社具体业务)签发了大样。

在江泽民整顿《导报》之前,上海的学生运动在全国不是最激烈的。江泽民意识到,整顿《导报》之后,上海的学生运动和新闻界肯定会有强烈的反应。因此,江决定于二十七日召开全市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分析、研究大专院校连日来出现的新动向。江泽民在会上代表市委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把中央的最新精神迅速传达型一同校党内,用中央的最新精神、《人民日报》社论统一高校党员干部的认识。

二,抓住前一阶段工作较为主动而现在高校相对平静的有利时机,努力做好学生、教师的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特别是争取做好中间群众的工作。

三,要在高校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安定团结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决不允许成立非法组织,禁止非法示威游行,禁止以任何形式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串联,特别是防止大学生到中学串联。

四,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注意内外有别,防上外国人插手高校。

五,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严肃校规校纪,对带头闹事、经教育不改的要绳之以校纪。

六,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高校要有两套班子,一套抓日常教育工作;一套抓处置突发事件,抓稳定局势工作。

果然,就在江泽民作出对策的同时,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风暴来临了。

袁木的对话

袁木此人,原系新华社记者,以能说会道著称。文化大革命中,因善于查言观色而受宠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一九八三年,差点因文革污点而打成"三种人",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痛陈自己失足,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最后,还是李先念说话(袁参加了《李先念文选》的编辑),才过了一关。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借调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但一直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领工资,因为不受重用,总是唉声叹气,感慨自己官运不济。一九八八年,李鹏就任国务院总理,袁木终于瞅准了这一机会,说动了李鹏,由他充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这个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中南海也没有人知,既无固定办公场所,也无机构级别,连袁木本人和打字员在内一共只有五人。袁木出差到外地,有关省政府办公厅常常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是部级吗?"常常使接电话人员无从回答,因为国务院副部长名册从来没有袁木的名字。正是这么一点家底,这么一个人,却靠得宠于李鹏,而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又从李鹏那里争得了"国务院研究室"这块牌子。尽管有了两块牌子,但是总共不足二十人,仍然没有解决袁木的职务和机构级别问题。这个时刻,一九八九年的学潮来临了。袁木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又一次敏锐地发现了投机的机会。于是,在李鹏的支持下,袁木义无反顾地充当李鹏的代言人,"代表政府"与学生对话去了。

二十九日上午,李鹏召集袁木、何东昌开会,听取袁木、何东昌关于对话的准备,李鹏说:石话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望,一定要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小平、先念等老同志非常关注这次对话。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袁木、何东昌分别汇报了准备对话的有关内容,李鹏对一些具体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李鹏说,"老袁,请你捎话给对话的学生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四二六社论》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李鹏的谈话给袁木、何东昌鼓了劲。

下午,李鹏与胡启立、田纪云等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总工会庆祝"五一"大会。而袁木、何东昌则于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的安排下,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一道,与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名青年学生进行座谈对话。对话刚开始,一些学生就对代表权问题提出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项小吉声明:"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

在答覆"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时,袁木说:"我还是认为我们党就总体或者它的大多数来说,党的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于是,同学们这次游行的时候,也就打着羞辱共产党的口号,这个是基本前提,如果它已经彻底腐败了,从内部完全腐化了,已经变了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事实上,当初中共高层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都已对党风不正开始咬牙切齿了,而袁的讲话仍然掩盖了本质。

面对"中央如何过紧日子"的提问时,袁木说,"往年中央、国务院常常要到北戴河去办公。""要增加一笔财政开支。""今年考虑到这个不大行,因为这和要求制订政策过紧日子的要求不大协调,已经正式宣布不去了,从此我想也不会再去了,并己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再进口豪华汽车。"这又是一个蒙骗。不到两年,北戴河办公之风比原来更盛,所花开支更大。进口物资方面,己不仅仅是小汽车的问题了。在中南海,姚依林的秘书马祖彭就讥讽袁木,"包票打得太早了。"共产党真的言而无信。

在回答"新闻要讲真话"时,袁木公开撒谎:"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如果感觉到某项报导、某篇文章、某个社论没有把握,他可能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去,要求帮助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有的。"殊不知,三天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恰恰因为坚持总编辑负责制的原则,被江泽民停了职,报纸也遭到整肃。正是不知羞耻。

袁木在回答关于"四.二六"社论中将北京的学生游行与西安、长沙的打砸抢混为一谈的问题时,态度强硬地说,"我倒觉得北京高校里头一些在背后策划的人,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一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袁木借用"一个老红卫兵的名义"说,"现在的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话,在当初就激起高校师生的强烈不满,认为袁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关于闹学潮的问题,袁木摆谱说,"我们也从年轻人过来,我没有意思在同学们面前摆什么资格,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大学里面也闹过学潮,那不过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此话引起包括很多大学校长的反感,更不要说血气方刚的学生了。

袁立本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我们是爱国行动而决不是动乱时"说:"但是同学们也要想一想,特别是有的长胡子的人,我说是老一点的人,是不是真转过来了呢(指打倒共产党)?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此话一出,学生都认为这是污辱,因为学生运动是自发的运动,并不受袁立本所说的长胡子的人操纵。

对于"学生游行为什么要用人民解放军进行阻挡"的问题时,袁立本回答:"我们北京市的公安力量并不多,所以只起个阻挡作用。但同学们也可以深思一下,最后我们没有阻挡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学生。"这里袁立本避而不谈实质性的解放军问题,而是转移谈话内容,当即就有学生说他"滑头"。

关于"因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问题,袁木这样回答:"耀邦同志八七年辞职的事情,当时耀邦同志自己对他在那段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感到在当时他已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主动提出了辞职申请,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十二届七中全会批准。我觉得这件事是党内的正常生活,不能反映说党内的生活不正常。"在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胡耀邦是因非正常下台的情况下,袁木的说法更显得欲盖弥彰。

此外,这次谈话回避了很多实质性问题,如学生要求放映新华门的录像带,以证明武警有没有打人,"四.二二"有很多官员从大会堂出来观看,却无一人与学生代表对话,为什么要将"动乱"这顶帽子扣在作为这次活动主体的全体大学生身上?为什么不能公布胡耀邦下台的真相?

对话结束后,当天晚上,袁木打电话,李鹏给予了充份肯定,说袁木的对话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非常好。第二天,李鹏还专门对罗干和李世忠(注:系李鹏的大秘书,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说,"老袁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国务院的意图。"李先念对姚依林说,"袁木不简单啊。"田纪云在见到袁木的时候说,"老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调侃之余带着一丝嘲讽。不久,袁木的名字传遍中国大地,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而在中南海,更多的人对袁木敬而远之了。

学生的反响

客观点讲,袁木等人与学生毕竟有了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但对话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更多学生的抗议。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在二十九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二十三个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讲话。

安全部的报告称:据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政法大学五所高校学生的了解,少部份学生认为对话会开得比较成功,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表示不满。少部份认为对话比较成功的学生表示,总的看,这次对话的气氛、姿态、内容以及回答的问题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对这次对话的意见,一是觉得晚了点,二是觉的有些问题应进一步说明,政府应学会利用电视这样的渠道树立自己的形像,定期与学生交心。表示不满的学生普遍认为:参加对话的学生没有代表性,对话不平等,袁木等回避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当天下午,刚刚将"首都学生临时自治联合会"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王丹、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对话当晚,北京各高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北师大的一张大字报倡议建立"对话智囊团","民选出真正的学生代表",并要求预先准备好确凿的材料。这份大字报分析,参加这次对话会的有三类人:一类是真正代表学生利益的,敢于说真话的,如中国政法大学的代表;一类是有良好愿望,但水平较差,给政府提供了机会的,如北大的郭海峰;再一类是由政府精心挑选组织来的,如北师大的张朝晖等。这最后一种人在对话会上占了绝大部份。对于袁木等人这次对话的成果。北京高校广为张贴的一副对联作了高度概括。对联写道:如此对话国家何时东昌,这副嘴脸政府何以立本。横联是:袁木求鱼。

在袁木等人的对话播出后,反映最为强烈的是兰州和武汉。

中共甘肃省委在四月三十日零时三十分和凌晨四时的报告中称: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四十分,当国务院发言人同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对话结束之后,兰州高校数千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当对话正在进行时,许多学生对袁木等同志的回答表示不满。有的吹口哨,有的呼喊。对话刚结束,兰州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聚集在校园里议论纷纷,认为袁木对话避重就轻,不回答实质问题;何东昌尽管参加过学潮,但不理解学生,一付教训人的口气;还有的曰答问题口气强硬,令人难以接受。据了解,这些学生认为政府在三个问题上还在继续"愚弄":一是胡耀邦辞职真相没有正面答覆,二是"四二零"惨案不说真话;三是对中央领导是否廉洁含糊其词。二十三时五十分左右,兰大学生首先上街,兰州医学院学生也随之上街,人数约三千人左右。游行队伍于凌晨一时三十分到达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试图推开已关闭的省政府大门,一百五十名武警战士在政府大门前排成人墙,直至凌晨三时,经二十多名校领导做工作,学生开始坐校车返回。整个游行、静坐过程中,学生比较有秩序,没有发生其他事件。

中共湖北省委四月三十日凌晨四时电报:昨夜国务院发言人与首都学生代表的对话播出后,武汉工业大学约八百名学生扯起"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大标语,来到华中师范学院邀人。零时十五分,两校约二千名学生来到武汉大学校园,在邀武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未成的情况下,几所大学的部份学生在武大校园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据现场了解,这次三千多名学生的串联,主要是对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对话不满引起的。有学生说,"中央和国家没有主要领导人出面,只叫袁木来搪塞,这怎么行呢?"还有的说,袁木在对话中态度不真诚,回答问题避重就轻,绕圈子,根本不是诚心解决问题。"在武大操场上,三校学生各站一边,集体商量了"五四"游行方案,准备立即着手:一是成立武汉学生行动委员会;二是各学校统一口号,推选出演讲人;三是制作好标语、传单;四是备好一定的武器,以防警察的干涉。凌晨三时十分,学生们才纷纷离去。

北京学潮降温了吗?

三十日上午,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在迎接他归来的北京车站,他与李鹏、乔石、田纪云、温家宝等作了简单寒暄,就吩咐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学潮并部署对策。"说完,赵紫阳就回家看材料去了。他想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来认识正在发生的这场学生运动。

李铁映在看了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后,对国家教委几位副主任说:"对话很有艺术,有助于广大师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求国家教委再发一个《通知》。当天,国家教委向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了第九个通知,要求各省市教育部门和高校要认真组织学生收看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的对话,组织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深入学习"四.二六社论"。《通知》指出:"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在于引导广大学生充份认清这场斗争的性质,统一认识,同时,不承认并坚决取缔一切非法组织。"

当天下午,李锡铭、陈希同等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京市属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学生进行对话。由于这些高校在北京地区影响不大,对话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但是,从今天陈希同的结局看当初陈希同在大学生面前信誓旦旦的言论,真让人有遭受莫大污辱之感。在回答惩治官倒的问题时,陈希同说,"我们充份认识到,如果不对经济环境,特别是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现象进行整顿治理,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我们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整治官倒的工作,尤其欢迎学经济和法律的学生参加这项工作。"在学生要求回答其家庭收入情况时,陈希同痛快地回答:"我每月的工资加补贴共三百多元。爱人和二个孩子工资加起来不到五百元。我的爱人和孩子没有一个参与官倒。"陈希同特别强调:"有人说,我的儿子在贪污受贿。这是不真实的。这种谣言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据陈希同专案组提供的情况,陈希同的腐败从他当上市长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如果当初对话的学生知道与他们对话并信誓旦旦的市长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早已金屋藏娇,不知作何感想?我想,作为当年与陈希同对话的二十九名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对陈希同提起公诉,起诉他当初为何要欺骗并愚弄这些良心可鉴的学生。而当初与学生对话的最大主角袁木,更在中南海被称为不纳税的"稿费专业户"。袁木本来就靠笔吃饭,每月总有不少稿费,在中南海是几个屈指可数的稿费大户之一。"六四"以后,袁木更到处发表文章或去各地讲座,袁木仅从为中南海服务的三十九邮电支局收到的稿费每月就不少于一千元,而从未见袁木将这部份收入上报缴个人收入调节税。一九八九年九月,袁木家的电话打了五千多元,其中一个国外长途就打了一千五百元。为此,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财务处不予报销,有人说,袁木给别人讲守法,而自己从不守法。在家里因私打国际长途,要公家报销。那里都讲不通。"由此想到,今天在台上的一些中共领导人,肯定会有不少是陈希同、袁木一般的货色。只是一直没有人去揭发他们或者火候还不够。所以,他们仍然可以象当年的陈希同、袁木一样道貌岸然。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

二十九日、三十日的北京高校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校来显得相对平静,大部份学校的学生仍在罢课,一些学生运动组织者更多地转向研究下一步对策,更多的学生在养精蓄锐期待着"五四"的到来,这并不意味着学生运动即将消退。可笑的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李鹏等人在清算赵紫阳的时候,把这当作一条严重错误。李鹏说,"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国务院发言人与学生对话以后,北京的学潮趋于明显降温状态,而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则把学生原本已经消退的情绪又重新点了起来。"为此,我们引用北京市委的报告:

二十九日,北京市委教育部对全市四十所高校的调查统计,舞蹈、美术、体育等十所文体院校的学生继续上课;广播、轻工、旅游等六所院校八十%的学生上课;民族、林业、中医、北航等七所院校上课人数有所增加;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二十多所院校的大多数学生仍在罢课,政法大学基本没有学生上课。

三十日的罢课和复课情况为:

一,基本上课或全部上课的十二所,即北京体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联大文法学院、北京自动化工程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戏曲学院。

二,少数学生罢课,多数学生上课的五所,即北京旅游学院、北京建材轻工业学院、北京联大文理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联大电子工程学院。

三,情况好转的十四所,即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轻工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建工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医科大学。

四、大规模罢课的四十五所,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首。据统计,罢课学生人数为九万,为整个北京高校学生人数的七十%左右。

一些高校学生复课,与近日国家安全部、林业部、农业部、航空航天部、经贸部、冶金部、卫生部等一些部委负责人到所属学校与学生对话、做宣传教育工作有关,也与一些学生想积蓄力量到"五四"再大闹一下有关。

而三十日各省市自治区的报送中南海的二十七份材料中,没有一份说学潮已有缓解的迹象,而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山西两省,则反映石家庄、太原的高校学生情况异样,已经出现局部抗议的现象,天津市委的三十日的报告则强调"《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天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大小字报继续增多,罢课学生总数仍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间居高不下。"所以,用这一条来套赵紫阳是站不住脚的。

四月下旬海外舆论

四月三十日,安全部向中南海报告了海外舆论对四月份中国局势的综述。择要如下:

一,报导规模和连续报导时间之长迄今罕见

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的学生运动和政治局势一直是西方新闻机构最关注的国际问题。以美国为例《纽约时报》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共发表了十八篇报导和评论,《华盛顿邮报》十六篇,《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三篇。这三家报纸仅就一件事如此连篇累牍地报导和评论是前所未有的。美三大电视网四月十六日后多次播出中国学生游行场面。四月二十七日三大电视网都把中国学生游行活动作为晚间的头条新闻,播映达二分钟,这在美国可说是空前的。英、法、德、日等国的通讯社和报社也每天都有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和政治局势的报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闻媒介都对中国学生事件感到十分意外,对中国政府的克制和容忍态度也感到意外。它们报导和评论的特点是与中国新闻媒介"反其道而行之",以数量形成国际舆论。他们从一开始便肯定和支持学生的运动,"惟恐中国天下不乱",一再赞扬学生对当局置若罔闻、不顾禁令、藐视领导。"挑战"和"公然反抗"两词在各报标题中屡次出现。他们宣传党和政府"丧失权威","丧失控制能力"。称赞学生组织良好、行动温和、勇敢,说学生是"和平游行"。影响最大的电视新闻中出现的都是有利于学生的场面,如学生手挽手秩序井然地前进、警察嬉笑观望并不阻拦学生、学生攀登军车和向军人解释民主的意义、建筑工地工人在高架上鼓掌、街道两旁楼房居民探身窗外欢呼、过路行人踊跃捐款、学生向军警递交饮水食品等等镜头。他们夸大参加活动的学生人数,动辄说十万、十五万、二十万,法新社说五十万。他们宣传工人和其他市民支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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