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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国家领导人”承认五十年代至少饿死一千七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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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正华,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口专家。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教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

研究所成立一年多,蒋正华就接受了李成瑞“60年大饥荒死亡的人数研究”的这个课题。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老干部、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

经多年的研究,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但远远低于国内外人口学者的研究与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官方认可并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前几年,李成瑞老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李成瑞对我说,死亡人数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

蒋正华以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人口年鉴,1987》为依据,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可以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其他国内外学者低,抛开其作为依据的官方公布数字是否真实不说,我想说的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四次,其结果如下:

1、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照此算,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应为2188.67万人。

2、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3、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 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4、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 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19层,他住8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94-106页。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1700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1957年和1964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1955-1957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1963- 1965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 2002年6月 2005年8月再发

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1960年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 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 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摘自《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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