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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到民主化:谁砸开了苏联专制体制大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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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 晓 农

1991年,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当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它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是指经济改革。

中国党内的保守派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

而中国的改革派当中,则有不少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

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七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自然他们的解释也各有千秋。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终于抗衡不过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苏联是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的。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硬塞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零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唯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因为有国际社会对北京的"六四"事件强烈反对的前车之鉴。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 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 "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在"苦头"和"甜头"之间的两难选择

在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其实,推行经济改革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象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旧制度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前好几任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骗老百姓,而改靠"花钱买稳定"了,这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

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象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1988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同样是物价改革,中国政府一面在涨价时,拿出大笔钱来涨工资,保证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生活水平还能继续提高,另一方面又投入大笔财政补贴,让国营商店高价进货、低价卖货,亏损由政府包揽。苏联人看到了中国经验,觉得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涨工资、商品丰富、过好日子,怎么苏联就办不到呢?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难处,好象他这个莫斯科大学的尖子毕业生还不如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邓小平聪明。一直到今天,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多数苏联人好象也未明白,所谓的中国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和苏联有三大区别。其一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前一直过的是苦日子,政府手中"攒 "着不少资源,可以在改革时期"撒银子"、给"甜头"。老邓正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高福利政策,所以中国的改革才似乎是只"甜"不" 苦",才换来了一片叫好声。其二是,中国是个穷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占人口六分之五的农民都没尝过社会主义高福利的滋味,只有城镇居民才有这个特权。这样,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改革就象"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自然他们对改革不会半心半意,而农民在改革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又创造出更多的资源,使政府可以在城里继续"撒银子"。其三,中国还有香港台湾和海外华商,送来了大笔"银子"--投资。

但是,中国和苏联有一个最大、也是最关键的相同之处,就是共产党虽然管着庞大的国家,却无力改善经济效益。所以,除非它象毛泽东、斯大林那样,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只让老百姓过苦日子,只要它开始通过提高福利来收买人心,这种福利水平就"水涨船高",上得去下不来了。哪一年福利水平不提高,哪一年老百姓的不满就明显上升,政府就不得不再涨福利。如此下去,"坐吃山空",用不了一、二十年,必然会出现"银子"""撒"光的那一天。

老邓虽然发动了经济改革,但在城市里他的主要政策还是"花钱买稳定",实际上是部分仿效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这个给"甜头"不给"苦头"的"角色"当然容易 "演"了。可是,等轮到江泽民、朱基时,他们仍然逃脱不了与戈尔巴乔夫类似的资源枯竭的困境,现在,江、朱已经开始被迫唱"无米之炊"这出"戏"了。不过,也难怪苏联人不懂这一点,就连中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在五年前就看出,老邓"花钱买稳定"会给后任留下多大的麻烦,会料到今天的中国有"下岗"、" 分流"、"破产"、"保八"这样的艰难局面呢?

戈尔巴乔夫政治"开放"政策的党内"同路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共产党制度这条"沉船"、坐上 "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作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输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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