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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三篇并评论:中国食品安全拷问政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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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对这种自毁信誉的"中国制造"深感迷惑,不禁发出如此疑问: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罗盘指针吗?

"中国制造"的问题其实并非纯道德问题。一国的商品,除了标示该国的工艺制作水平之外,还承载了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商品价格反应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制度,商品质量则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承载信用的道德秩序以及该国的社会制度。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株毒果。

先来追溯食品的毒源。毒源之一是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毒源之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只是被曝光的一例;毒源之三则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

监管无力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

第一,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情,以规避政府与企业责任。比如2007年中国制造因产品安全问题遭受各国抵制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新闻控制,不让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与中国制造的指责硬说成是海外反华势力"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意在"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见国家质检局长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尽管玩具业因此濒临破产,也无人检讨各国抵制的原因是因为玩具使用的油漆含铅。这等于政府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把"民族主义"的保护伞,其结果是含铅玩具在害不了他国儿童之后,贻害本国儿童。

第二,将国家免检制度变成了国家质检部门的寻租机会。中国设立了国家免检制度,规定凡达到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其产品只要连续三次在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检测中过关,就可由所属省市推荐,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成为"国家免检"产品,有效期3年。获免检金牌后,三年之内由企业自身监管产品质量。中国政治高度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家企业想通过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3次质检并获其所属省市推荐,最后得到国家质检局的免检金牌,这5道环节无一不构成官员们的寻租良机。2004年阜阳假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指出有质量问题,但在三鹿的强力公关下,不仅没有倒牌,反而被国家质检局作为8个名牌免检奶粉推荐给消费者。其后,三鹿利用了国家免检这一荣誉背书,在其产品中大量投入三聚氰胺。

第三,听任受严重污染的农田继续种植,坐视国民受污染农作物之害。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于2005年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为中央94个部委提供各类食品的专业养殖基地。在弃监管责任于不顾的同时,倾力为中央部委编织一道食品安全防护网,实在有违起码的政治德,"执政为民"口号之空洞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有毒食品就是这样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的劣性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长成一棵覆盖"中国制造"各领域的参天大树,惩治几个官员并宣布取消免检制度只是治表之举,要想保证食品安全,只有数管齐下: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入手,重塑厂商及个体生产者的经济伦理观念,改善环境生态。

缺乏问责

这个丑闻的全部来龙去脉,因为中宣部的禁令,中国媒体无法详加调查、详尽披露,如今各地商场下架的问题奶粉已有几千吨之多,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明白这不是寥寥几个经营奶场的人所能抵罪的。事实上,有理由怀疑所有与蛋白质有关的食品里是否都被添加了这玩意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应该属于了解情况的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直言,"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

没有严惩,就不可能遏制企业的非法牟利。像三鹿这样的企业,放在美国会怎么样?我想就是那些病死的儿童和成千上万患者的诉讼,就足以使这家企业破产,对这类伤害人命的企业,美国法庭通常还会处以天文数字的惩罚性罚款。没有这种倾家荡产的法律震慑,就不会建立起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真正尊重。可是在中国,也许人们最后连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无法搞清楚。看起来有若干官员被问责免职,这当然比不问强,但是除非触犯了刑律,中国辞职、免职的官员们,无非是放个长假而已,待遇不变,然后换个地方照样做官,这种问责的警示效果可想而知。

这30年,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高速发展,然而健康的商业道德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什么损害消费者利益却可以更多赚钱的法子,人们不是去制止、举报,反而趋之若鹜。在不少地方,政府就是假冒伪劣的保护伞。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接到举报到某县去调查,满大街的店铺都在出售假货,记者将这些都拍摄下来后,才通知当地工商局要来此地采访。结果没过5分钟,就看见穿着工商制服的人来通知所有店铺关门,很明显,在利益面前,当地政府和假货商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次三鹿奶粉事件,石家庄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什么不同。

胡锦涛讲有的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温家宝说:"在这起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

光指出这些现象是不够的,要追问官员为什么会麻木不仁、"没良心"。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监管制度和道德良心都有关系,其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最事半功倍的,还是开放媒体的报道,有这样的媒体存在,利益受损的民众就会在第一时间和媒体联系,腐败渎职的官员最怕的也是被媒体曝光。这次毒奶粉事件,不也是记者首先曝光的结果吗?

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动辄让媒体闭嘴,那么可以断言,比毒奶粉更恶劣的事也照样会发生。

控制

《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说,中国媒体在揭露毒奶粉过程中虽然发挥了应有作用,但是目前已经受到控制,"不许做专题,不许放头条,不许放在重要的位置,只能引用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的报道,等等"。

中国政府对媒体报道毒奶粉丑闻的有效控制引发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以同样的效率对付食品安全或者煤矿安全问题,结果会如何呢?

在浙江杭州的中国时事评论作家傅国涌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政府的工作重点,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是制度的根本,而其他的则无关紧要。

比如新闻管制当然是制度的根本,这些是刚性的,绝对可以做到的,至于其他有利于中国人的政策性的东西,与它的制度则是相对立的。"

博主评论:问题出了就掩盖真相,捂住媒体的嘴巴,这是用了六十年的手法。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是不是该换了?在网络的Web2.0出现之前,挣腐对全国媒体有百分之百的控制,这样做的效率很高,效果很好,但是现在再也不同了。网民在网络上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布信息,越是掩盖,各种信息更难免泥沙俱下,共娼裆与其挣腐正在面临一次空前的信誉危机。

很有意思的是,共娼裆的政策是政治惯性左倾,经济则急速右倾。其左倾在八九风波后越来越清楚,坚定。其右倾则在裆内既得利益者的推动下不断加速。于是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怪胎,一个上半身朝左,下半身朝右的怪胎。这种扭力在不断地加强,最终可能导致的是中间连接层的断裂。一旦发生了,也许就是乱世的到来,中国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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