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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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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定品质
对话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本刊记者 赵灵敏
民主只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仍只是少数,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也有不少逻辑上的错误。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出现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我首先要强调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或者是使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让社会事半功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需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同样多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架构(或称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例如中东国家、俄罗斯等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产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 GDP的16%高出3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 25.5%用于公共产品提供,行政开支却占了38%。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各级政府的奢侈办公楼、形象工程,这些浪费无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各色人等耗费青春,延误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获得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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