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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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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今年以来,广东上报的医疗纠纷就达400多起。姚志彬说,可能上报的这个数还不到实际发生的1/3,因为有的医院怕把事情搞大,自己内部就解决了。
“今年我就有4次被人起诉到省法院,3次因为医疗纠纷。社会发展到现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姚志彬认为,是行业文化建设出了问题,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缺失。按现在的医生培养模式,中学就分文理科,大学就开始学骨科什么的,没有一点人文的东西。院长们忙着建楼、疏通关系,比如打理跟社保局、跟财政局的关系,没时间去读点人文的东西。医生做得时间长了,可能会职业麻木、职业厌倦。这些都要靠人文的东西来改变,管理者更要带头去学。
姚志彬说,我国卫生投入仅占GDP的5%,西方发达国家达到了16%—20%有多,社会越进步,对医疗服务的要求就更高。针对投入不足的问题,明年广东仅省财政这一级,就将增加67%的卫生投入,也就是增加11—12个亿左右。"(上文摘自新浪网新闻版)。
近来,听到官员们谈论类似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社会秩序重建的太多了!仿佛精神文明建设是个筐,什么垃圾都可以往里面装。官员们自然是已经尽力了,没有责任了,我们要改善,就自己每个人好好学习一下精神文件建设的文件,于是就可以全面改善,皆大欢喜了。
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官员们的一推四六五。在社会经济发展良好、管理措施得力的时候,每个官员都会出来邀功,百姓也会说某某领导干得不错。在出了问题的时候,难道就可以一推了之?把责任推到社会,就没有了具体负责的人,于是既不得罪人,又卸了责任,果然是好招。
但是,我们的官员们存在的目的,不就是管治社会吗?如果责任都让社会来背,要他们来做什么?
经济学有一条假定,就是人都是自私的,或者说都是利己为先的,所有经济学的学说理论都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一点,无疑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上的,是睿智的。
理论上说,我们在做事前,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思考一下。衡量一下做事的成本(后果)和收益(成果),如果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是肯定不会做的。
如果出现的是偶然现象,那么就是其个人文化道德问题。但是,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显然首先是制度出了毛病。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因为不敢做坏事了);同样一种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成坏人(因为做坏事情的收益太高,而成本很低)。
我们官员们应该做的,就是对其收益与成本的对比进行反向的调节,减少其做坏事的收益,加大做坏事的成本,例如立法、执法、各种监督以及增加各种信息的透明度等等。久治不灵的医药费用高企现象,未必就无法治愈。
至于加大投入的方法,如果不辅以正确的治理措施,可能只是白白便宜了黑医、黑院而已,民众真正享受的也许会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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